唐代中后期的战乱，坊墙有的遭到破坏，有的遭到拆除，原有的城市规整的格局被破坏，居民区和商业区渐渐混在一起，但中央政府对于城市的混乱却不加管制，也无力管制，只能任其发展。店肆面向街道而开，经营买卖，随着商业的不断发展，扩大经营场地就成为大部分店铺经营者的要求。
宋代以前的城市实行宵禁制度，即在一更敲响暮鼓，禁止出行；五更敲响晨钟后才开禁通行。在此期间，坊门关闭，街上断绝行人，实行禁严，但是随着商业交换的发展，以及人们生活的需要，延长营业时间已势在必行，由此出现了繁华的夜市。北宋初期，东京夜市虽然仍受一定的时间限制，但已经成为经常现象。北宋中期以后，夜市时间进一步延长，有些繁华的商业区完全取消了时间限制，通宵达旦的进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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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道佛三教的发展提供思想背景
首先，隐逸思想发展起来了。中国传统休闲思想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就已产生。总体看来，我国的休闲思想主要受到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的影响。儒家以积极进取的入世态度，将休闲当做修身养性完善德行的手段，追求安贫乐道、随遇而安的人生境界；道家则以超然的人生态度，追求天地浑成与唯一的境界，以求得精神自由为人生目标；佛教则以在世人生的态度，去摆脱人生的一切烦恼，进入快乐无忧的人生境界。
儒家在根本上是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是一种积极入世的思想体系。但孔子认为“邦有道则行，邦无道则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孟子也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都有一种进退自如，可显可隐的思想准备和人生策略。
道家是一种消极出世的思想体系。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始祖，他的思想主张是“无为”。庄子一生贫穷潦倒，但淡泊名利，主张修身养性、清静无为。庄子既主张精神上的逍遥自在，也主张在形体上达到一种不需要依赖外力而能成就的大自由境界，成为“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的“真人”。
佛教则以无我为最高境界,看空万物,用破除一切主客观对立的手段来实现彻底解脱,在平淡随意的生活中进入无忧无虑的精神自由境界。儒家、道教、佛教三者都包含着隐逸思想成分，都追求生命的超越与心灵自由,主张在有限的条件下追求精神的愉悦,尽情享受生活的乐趣,这是儒、释、道休闲观的共通之处。这有利于提升休闲的精神素养和内在品质，从而会使休闲深含人文修养和人生境界的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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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奢靡享乐之风盛行。士大夫阶层正是这种风气的倡导者，从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开始，宋朝便对开国功臣们实行赎买政策，以丰厚的赏赐保证其累世富贵，并鼓励他们多置歌儿舞女。于是出现了“一时人士相趋以成乎风尚者，章醮也，花鸟也，竹石也，钟鼎也，图画也，清歌妙舞，狭邪冶游，终日疲惫而不知倦”的局面。
据史料记载，自北宋中期起，物价上升很快，官员的俸禄也因此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调整，俸禄数量逐渐增加。而且，宋代高级官员的经济来源远远不止俸禄收入，若遇皇帝登基、生辰、郊祀、明堂大礼等都有大量的赏赐可得。另外还有各种名目的恩礼。
同时，高级士大夫的子弟可因恩荫做官，以此来维持士大夫家族地位的稳固，保证家族经济收入。而且士大夫做官以后，大多会通过各种手段增置财产。再加上宋代不抑兼并土地，官员增置私产之风日盛。还有相当数量的官员通过经商的办法聚敛财富。这些不断增长的个人私产为官员士大夫享乐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并且宋代士大夫在退休后仍可获得丰厚的俸禄，而退休俸禄就保证了士大夫在退休之后也有足够的经济来源保证其日常生活和休闲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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