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2年起，陈先生就一直在努力促成先师出访日本，并通过斯波义信教授等积极争取，终于申请到日本学术振兴会的资助，大阪大学邀请先师于1985年9月至11月作两个月的学术交流。先师在东京、大阪所作学术报告盛况空前，在日本史学界引起巨大反响。当时历史地理学界的几个协作项目，如《中国自然地理 · 历史自然地理》的编纂，到了收尾阶段，往往都会请陈先生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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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理学的发展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些新的分支、新的成果，往往得不到及时的评价和肯定。陈先生既有广博的知识和卓越的见解，又有促进学科发展、奖掖后进的热忱，总是及时大力支持。《中国历史地图集》公开出版后，主管部门希望组织撰写高水平的评论，商定请蔡美彪先生与陈先生等人。尽管陈先生正忙于为他的《水经注》研究成果定稿，但他很快写出洋洋万言书评，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
我选定历史人口地理的研究方向后，即向陈先生求教，尽管这并非他以往的专长，还是凭借他扎实的功底和对国际学术动态的了解，指出应检索的资料范围和应关注的学术动态。陈先生是我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的评审人，并在1981年10月8日、1983年8月13日专程来复旦大学参加答辩会。拙著《中国移民史》《中国人口史》出版后，陈先生都曾做过鉴定和推荐。
陈先生著作等身，在历史地理、人文地理、《水经注》研究、地名学、地方志、绍兴历史文化等领域都有重大影响，为什么未能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呢？我因随侍先师，了解1991年推荐评选的全过程。因有保密规定，我一直不能公开，29年后应该可以解密了。
1991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在国家教委系统，陈先生获杭州大学推荐。3月20日，教委在北京大学召开评选会，地理组由北大、南大、复旦7位院士组成，先师和侯仁之先生在内。3月22日下午投票，包括陈先生在内的18人获得推荐。6月24日中国科学院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评选会，地学部地理组也是7位院士，包括先师与侯仁之先生。在审议时就有院士提出，陈先生的论著很好，但应该到文科去评。先师作了说明，无人继续提出异议，小组投票无否决票，陈先生进入下一轮。26日下午地理大组31位院士投票，得4票以上者进入下一轮地学部，陈先生获2票落选。我知道其中1票是先师投的，但不知另一票是否侯先生所投。两年后院士再次增选，先师已归道山。1998年起，侯先生已成为资深院士，不再享有推荐权和投票权。
这不仅是陈先生的遗憾，其实也是历史地理学科的憾事，至今更难走出窘境。尽管历史地理学界已经取得共识，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分支；尽管中国地理学会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筹备成立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1978年后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一直正常活动，成员不断扩大；尽管先师与侯仁之先生的学术成就为地理学界所公认，特别是先师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获得中国科学院的特别奖；但地理学界和地学部的院士们并没有真正认可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地理学属性。如果说陈先生还因为一直在地理系工作，一直参加地理学会的活动，有一部分纯地理学的成果，还能获得院士提名推荐，并进入学部阶段投票，史念海先生就因一直在历史系工作，被视为历史学家，就从未获得过提名推荐。那位院士认为陈先生应该到文科去评，不幸的是文科至今没有恢复院士制度。而在地理学内部，即使因侧重点不同而不能入选科学院院士，还有其他途径。1991年教委评选时，陈吉余先生落选，理由之一是他的成果理论性稍逊，但他在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先生、史先生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学位制度设立后，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定，历史地理在历史学定为二级学科，但在地理学连三级学科都没有列上，北大的历史地理博士点只能列在地理学的人文地理分支下面。作为中国高校设置历史地理学科的首倡者和奠基人、长期担任北大地质地理学系主任和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的侯先生闻讯震怒，上书教育部抗议，结果毫无音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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