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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功立业，是千百年来很多人的人生去向，在这种梦想的号召下，涌现出很多英雄豪杰，他们确实创立了丰功伟绩。可是，杰出的功绩，时常是危险的。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亡，谋臣忘；功高震主者身败。韩信、岳飞、李善长等一大批仁人志土不清楚这其中的含义，所以被杀。张良、范蠡、韩世忠、石守信等智者深知上述哲理，急流勇退，去官归隐，所以，荷全性命，更以广阔的心胸，引起后人敬仰。还有一种走计，叫做“弃权”，常用于国际国内各种政治外交场合。在评比、选举或决策制定等事件中，各路诸侯争权夺利，都想以自己的意志控制局势。可能弱小，哪一方都得罪不起，可能尽管强大，但哪一路神仙也不敢冒犯，便宣布放弃参与表态的权利，在保留建议的同时，保留了其他许多东西，说不准还能坐享渔翁之利。身为企业决策者，当企业在危难时刻时，要有胆有谋，看准新的门路，当机立断，执行战略转移，及时转产，调整投资方向，企业才能走出困境，化危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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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日立公司为了壮大企业规模，发展生产，在购买新建厂房、建筑材料、新添置设备上投入大量资金。这时，正赶上了20世纪60年代初整个日本经济危机时期，现有产品滞销，卖不出去，扩大企业规模其结果就可想而知了。面对这一严峻情形，日立公司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是继续投资；另一条路是停止投资施工。日立公司经过大家仔细研究、分析、调查，最终，果断决定走后一条路，停止投资执行战略目标转移，把资金投放到其他方面，积聚财力，伺机发展。经过实践表明，日立公司的决策是对的。从1962年开始，日本三大电器公司中的东芝和三菱的销售额都有明显下降，可是日立却一直到1964年依旧继续上涨。进入20世起60年代后半期，一个新的经济复苏时期来临了，蓄势已久的日立抓住机遇积极投资，1967年投入了102亿日元，1968年上半年营业额就冲破了千亿大关，达1220亿日元。从总的效益上看，1966至1970年，5年内销售额上升了17倍，利润上升了1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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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服装厂原来只是一个拥有百余人的集体企业，产品曾一度滞销堆压，资金无法周转，生产差不多处于瘫痪状态，该如何是好?厂领导从市场调查中发现，服装行业高手如林，竞争激烈，本厂的生产设备和技术力量薄弱，难以与其抗衡，如继续生产服装，势必走向绝境，无异于在一棵树上吊死。所以，他们依据市场情形和本厂条件，转产以手工操作为主，生产大企业不情愿生产的酒心巧克力。产品拿到市场试销，前来订购者峰拥而至。当月投资生产，当月盈利，企业转死为生。古人云“好汉不吃眼前亏，识时务者为俊杰”，有时候还要明白顺流而下的哲理，避免与敌手正面相撞，使自己得不偿失。事实上，换句话来说是一种“走”的艺术。走或不走有时确实要费一番思量。该走的时候不走，不该走的时候又走了，都会产生遗憾。因此，“走”也是一门技巧，既要掌握时机，也要靠点运气，才能走得恰到好处，走得理直气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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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朱元璋夺取天下，治理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刘伯温在大功告成之后，屡次上书请求告老还乡，其原因也是主动与被动两种原因相冲突促成的结果。洪武三年(1371年)，朱元璋授予刘伯温弘文馆学士，任命为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诚意伯。刘伯温为了避开朝廷官场斗争的不测之灾，随即上书明太祖，请求辞仕归隐居山林。原因有二：其一是青少年立下的报国志得以实现，位至开国功臣之列。其二是他生来率直刚正、嫉恶如仇的思想性格，在为朱元璋出谋献计时曾得罪过不少人，像宰相李善长、胡惟庸等人，就是对明太祖朱元璋，他也往往直谏不讳。所以，他想早点从官场的旋涡中抽出身来，罢官还乡。洪武四年二月，刘伯温回到浙江青田南田山(现在的浙江省文成县)故乡，在乡间每日诵书作诗，饮酒下棋，谢绝同一切官府接触，静心修养，乐哉快哉。说刘伯温上书请求辞职含有被迫因素，还可以从他后来被朱元璋剥夺俸薪一事加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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