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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官私目录研究》
马楠 著
中西书局
作者简介
马楠，清华大学历史系、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先秦两汉文献与出土文献、目录版本学与书籍史。在清华大学开设“目录学”“书志与书史”等课程。
个人持续关注、稳定发展的领域更偏向于唐以前的文献研究，更关心的问题则是古书的内在体例和外在发展脉络，大概如《马融郑玄王肃本〈尚书〉性质讨论》《郑玄注〈禹贡〉所引地理志系〈东观汉记〉之地理志考》《传世经部文献所见脱简错简现象再讨论》这类研究。过去读陈寿祺、陈乔枞父子三家诗的研究，论及《玉篇》所引《诗经》文字训诂如果与毛诗毛传有别，则属于三家诗，又因为齐诗鲁诗早亡，因而大概率是韩诗，觉得简直神乎其技，所以也想做这样的研究。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青年学者访谈042：马楠》
内容简介
本书以唐宋官私目录为研究对象，力图探究唐宋时期书籍产生、流传、复制、结集、散佚、整理、著录的基本情况；讨论书籍卷帙、载体等具体形态，丰富学界关于写本时代与刻本时代书籍目录的认知；还原、梳理唐宋时期书籍史的基本面貌与主要线索；总结官私目录撰作的基础与工作流程，还原结构复杂的史志目录的材料来源。力求突破目录学研究的固有范式，开展目录学与版本学、书籍史相结合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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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硕士和博士阶段的专业都是“文献学”，具体说来是分别设立在中文系的“古典文献学”和历史系的“历史文献学”。文献学的现状，真可用“哀鸿遍野”来形容，过度依赖研究对象、陷入琐细的知识、既有研究成果缺乏有效的积累核验检索手段、超越具体研究内容的方法总结付之阙如，从业人员或多或少都意识到了学科危机。于是2019年，前有《文献》编辑部组织的“文献学青年谈”，后有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创办60周年组织的研讨会“基础抑或边缘”，都在回应版本学、目录学逐渐被边缘化的学科困境。关于何为文献学、文献学何为，北京大学史睿老师的回答也许是最能代表学科发展要求的：“文献学应当是以研究文本在不同载体上如何生产、使用、管理、流变为主要内容，它为我们提供有关人类记录知识的基本类型与方法，研究跨载体的文本转移与人类文化、文明延续之间的关系，乃至文献本身的文化价值和文明意义。”（《史睿谈数字人文与现代文献学研究》，《上海书评》2020年8月9日）
具体到这本小书的缘起，则是2016年春季在清华大学开设“目录学”课程，本想依照既有教材和课件加以增补，但现有教材不惬人意的程度，已经到了无法因陋就简，只好另起炉灶的程度。几十年来，目录学的著作论文似乎都深陷于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标的之中，认为书目最重要的就是分类，学术的发展演变、书目编纂者的学术思想也通过分类来展现，于是大量的著作论文都采用了某个书目的分类体系、某个藏书家的目录学思想这样的惯常套路。而我的理解是：书目作为记载著录书籍的一种特殊类型的文献，产生、制作的基本目的只是登记造册，部次甲乙则是便于查检的基本方案，《隋书经籍志》所谓“簿录”才是目录书切实的命名。我想读过《群书治要》的朋友对魏徵的学术能力恐怕都是深表怀疑的；郑樵混乱的逻辑、冗沓的行文常常被四库馆臣嗤之以鼻；细绎《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中晁公武、陈振孙本人的观点见解，也很难相信其学术造诣能与晁说之、王应麟比肩。而这才是这本小书的出发点：回到目录产生之初，讨论书目如何产生、关于书籍的知识如何被记录；也回到“文献学”学科建立之初，“重启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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