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大盛世远的已经离我们2000多年，近的也有1000多年历史了。那时候的长安城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我们已经不可能完全知道了，但仍然可以从文献资料中了解当时的一些大概面貌。
比如，“文景之治”后，汉朝出现了什么局面呢？司马迁在《史记》里记载，“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史记·平准书》）。这段话说的是经过“文景之治”，到了汉武帝初期国家的经济状况：整个国家太平无事，如果不是遇到水旱灾害，老百姓家家富足；首都和地方州县仓库里装满了粮食，国家府库有节余的财货。京师长安国库积累了巨万的铜钱，穿钱的绳子都断了，无法数清有多少。国家太仓的粟米一层压一层，装不下了露在外面，甚至有些都放坏了没法吃，可见当时的富裕情景。
经过了唐太宗时期的“贞观之治”和唐玄宗时期的“开元盛世”，唐朝又出现了什么局面呢？大诗人杜甫在他的一首《忆昔》诗里这样描述：“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杜甫说，想当年唐玄宗开元全盛时期，连小的村镇也有家资过万的富裕人家。稻米像流脂粉一样，粟米泛着白光，国家和私人的仓库都装满了粮食。社会治安状况良好，出门远行也不用挑选日子。产于齐地的纨和产于鲁地的缟行销全国各地，男耕女织，不失农时。这就从侧面给我们描述了“开元盛世”的大概情况。
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一定会带来文化的丰富多彩，活跃人们的业余生活。那么，盛世时期长安人的业余文化生活又是怎样的呢？我们来说一段唐朝的文坛佳话。
唐玄宗开元年间的一个初冬，唐朝三位大诗人——王昌龄、高适和王之涣在长安偶然相遇。三人都相互敬慕对方的才情，却从来没有见过面，相见恨晚，于是结伴在长安城观光。到了中午饭点，一同进了一家酒馆。正在他们饮酒吃饭的时候，又来了一批客人，是十多个宫廷的伶官（善于歌舞的宫廷艺人），趁宫中无事，结伴光顾酒馆。诗人聚在一起，自然要谈诗；伶官聚在一起，自然要唱诗。根据记载，唐诗是可以入乐演唱的，不然，为什么叫诗歌？流行的唐诗就像流行音乐一样被传唱，而能在宫廷中被伶官们传唱的往往是比较雅致、知名度很高的唐诗。
当时，王昌龄、高适和王之涣都已经是成名诗人，于是，王昌龄提议：“我们何不打个赌？看看谁的诗被伶官们传唱得最多。”都是风华正茂的诗人，谁怕谁，于是，三人停下酒杯，静待众伶官唱诗。
果然，伶官们在等着上菜时，一场非正式的唱诗会就开场了。只见其中一个清了清嗓子，首先开口：“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顺便说明一下，在当时的酒店、茶楼里，店主人往往会特意留有一面粉墙，给文人雅士题诗、留字。刚才那位伶官唱的是王昌龄的七绝名篇《芙蓉楼送辛渐》，王昌龄不禁面带微笑，顺手在酒楼的粉墙上画了一道，说“我的一首绝句”。
不大一会，又有两位伶官分别唱了高适的一首《哭单父梁九少府》和王昌龄的一首《长信秋词》。三个人中，王之涣年龄最长。本来他认为自己的诗名应该在王昌龄和高适之上，但三个伶官唱了三首诗，还没有唱到自己的，心里一阵着急，但嘴里不能服输：“你们二位别得意得太早了！你们看见没，坐在中间那个最漂亮的伶官还没开口呢。如果她开口，我敢打赌，一定会唱我的诗。否则，我就甘拜下风！”
王之涣刚说完，坐在酒席正中那个身材高挑的伶官慢慢站起身来，轻舒歌喉，唱道：“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正是王之涣的《凉州词》。
唱罢，不仅满座伶官一片喝彩，就连王昌龄、高适和王之涣也不禁抚掌大笑。这一笑，把伶官们吓了一跳，这时候她们才注意到还有三位英俊后生一直在听她们唱诗。本来这些伶官就早已是这些大诗人的粉丝，今天见到偶像了，主动邀请三人一同入席，大家尽欢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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