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相|从媒体人到非虚构写作者 袁凌记录世相背后那些隐秘的角落】从几年前的《我的九十九次死亡》到最近新出版社的《生死课》，袁凌一直没间断出书，一本连一本。但在我看来，他做的其实是同一件事：书写人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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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凌是陕西平利人，70后。这个名字背后有很多标签，最热的两个大概是非虚构写作和调查采访人员。他曾作为媒体人，以出色的调查报道和特稿赢得关注。前几年，非虚构写作西风东渐，在非虚构写作的实践中，他是中国当下的代表性人物，成为很多年轻追随者的偶像。
11月，他的新书《生死课》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是“译文纪实系列第一本原创作品”。翻开《生死课》，里面的人物和经历，与去年的《寂静的孩子》以及更早的几本书似乎大同小异，都是写中国当下不同的个体，更多是的乡村的个体，他们是历史地层中叠压的无名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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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4年以来，袁凌已经出了7本书了，但从更早开始，他反复在中国广阔大地上来回往返走。现在作为自由写作者，他一半时间定居西安，一半时间出去走，去看世界，看各种各样的人群。
比如在去年的《寂静的孩子》中，他采访了不同省份的孩子们，遍布大半个中国，每一个孩子的故事又横跨两个甚至多个城市，有在北京郊区上学又辍学的临沂姑娘，跟随做缝纫的妈妈在上海生活的安徽男孩。细节是骗不了人，从文字里可以看出，袁凌的脚步走过这些地方，对那些人有深入的交谈和观察。
在《生死课》中，《不做浪荡子》记录了一群即将成年的青少年的生活。他们各有各的原生家庭和成长经历，他们很早辍学，走在法律的边缘，他们既放纵又迷茫。周杰和岳云两个年轻人，故事跨越广东、湖南、北京，袁凌在湖南和北京与他们见面、吃饭，听他们讲自己的经历。
《擂鼓台下的尼姑》《望京病房里的货郎》《擂鼓台下的尼姑》《新世界的流浪小孩》《父亲的最后一个电话》《编县志的异乡人》《打工女孩的墓志铭》《艾滋病朋友的遗嘱》……
这些故事里的人，大多都是袁凌在行走中、在公益探访中认识的。新书发布后，有读者在某评分网站评论：“远往后看越烦躁，不知道采访人员经历的人生是不是格外戏剧。”
这种“戏剧感”背后，是不似真实的真实叙述。作为个体，我们必须承认对当下中国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那些远离聚光灯和镜头的人，他们的人生剧情，就在袁凌的关注和笔下被记录下来。“中国只有两亿人坐过飞机，我也应该为那些没有坐过飞机的人写作。”袁凌曾在采访中这样说。
这些故事，读来固然让人感受到烦躁甚至绝望。袁凌说，文字中传达出的无力乃至绝望，是因为生活本身太沉重。这些人，可能就跟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也可能就是我们一样的人。
袁凌在序言里说，写这本书是希望大家保持一种感觉，不能麻木掉。他觉得今天大家在程式化的工作和生活，对于生存的意义越来越摸不到，对生死都陷入了麻木。
也许是因为做媒体的经历，袁凌见过、听过很多麻木的人。从媒体人到自由写作者，袁凌有了一个关注世界的特有视角，似乎把记录这些当作了一种使命。
接受媒体采访时，他对这本书的读者说：“我希望大家不要看太快，看快了一无所得。虽然我没有写得那么重，但实际上生活本身是很重的，需要投入心力才能看进去。”
袁凌曾直说，自己不喜欢“小说“这个词，对文学圈也有点敬而远之，他觉得小说的写作已经和玩鼻烟壶一样，成为以各种精巧的趣味。添加了各种技巧、各种构思的小说，固然是作家对时代的一种记录。但袁凌探索的非虚构写作，是一种更直接的记录，没有很强的冲突性，反而让人窥见平淡的世相背后，我们身边的那些隐秘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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