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是反身性。体验式治理是一种反身性治理。体验式治理者兼具复杂的双重身份：既是治理主体，也是治理对象；既是治理的实行者，也是治理的受用者；既是整个社会治理体系的执行者、宣传者和受用者，也是其本位社会治理方略的倡议者、实行者和受用者。这种复杂的双重身份和反身性既有助于同时也要求治理者提出和制定切实可行的社会治理方案，也有益于同时也要求治理者情境性地评估和反思既有的由科层制抽象制定的社会治理方案，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
上述阐释表明，体验式治理与其它诸种治理形态既有相通点，也有不同点。分布式社会治理形式上具有体验式治理的上述全部特征，体验式治理者是上级派来的“空降兵”，而分布式社会治理者是“原住民”；最初意义上的分布式社会治理是自治型的，而体验式治理属于科层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参与式治理与体验式治理分有参与性等特征，但体验式治理的参与是“逆参与”；合作式治理与体验式治理共有合作性等特征，但两者的合作基础和具体方式不尽相同。尽管体验式治理者来自科层制，体验式治理属于科层化治理体系的一部分，但是从治理的逻辑与精神上看，两者的差异甚大。可以说，体验式治理是科层制治理的“解毒剂”和必要补充。这一点既表现在特征比较上，也见于意义的阐释中。
体验式治理的价值与意义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充实基层治理力量，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科层制权责配置在实际运行中的走样，导致责任和负担层层下压、权力和资源级级留扣，社会治理基层过度承压，而权力和资源相对不足。有计划、有组织地将机关干部，尤其是年轻干部下沉基层开展体验式治理，既有利于干部自身的成长，也有利于充实基层社会治理力量，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二，有利于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弊端。就本文而言，官僚制或科层制社会治理的一大弊端就是容易产生官僚主义。这不仅不利于大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而且给基层社会治理增加了负担。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举措，以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要求党政干部“沉下心来、扑下身子，多开展随机调研、蹲点调研、解剖麻雀式调研，察实情、听真话、取真经”。这些正是体验式治理的内涵。
第三，有利于信息反馈和方案优化。由于多种原因，科层制中的上行信息常常存在“简化”和“美化”双重倾向，使得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不能及时、充分的反馈，因此也就不能及时优化治理方案。而在体验式治理中，治理者身处治理对象情境中，与对象人群联系密切，既是治理实施者又是治理受用者，能起到沟通、联络政府与社会的“交通员”作用，因此能实时发现既有治理方案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优化建议。同时也能将未治理的问题及治理草案一并上报。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通过真实体验得来的信息，远比科层文牍中的信息更为真切、更为丰富；基于体验的信息沟通是一种融合沟通（Rich Communication），包括体验者的感知、情感、领悟、反思与行动等；对于群众的感情，对于那些“不可言，言而非也”类的知识和信息，恐怕只能通过面对面的沟通、体察和体悟才能生成。
第四，有助于提升治理者的实践智慧。仅靠书本知识和照章执行是治理不好复杂社会的，善治者必须要有实践智慧。所谓实践智慧就是在特定环境中“做正确事情的正确方法”。实践智慧甚至被亚里士多德认为是“适合治理者的唯一德性”。实践智慧是“理智与情感的完美联盟”，只能来自实践体悟，因为只有在实践中我们才能真正领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命题的治理内涵，只有通过亲身体验我们才能认识到情境的重要性和正确的相对性；反之，唯书、唯上、唯法只会窒息人的实践智慧，很难实现善治。尤其是那些所谓的“三门”（出了家门进校门，出了校门进机关门）干部，更需要通过体验式治理来丰富实践智慧，提升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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