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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贾樟柯：出走是县城青年的唯一选择

山西|贾樟柯：出走是县城青年的唯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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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时期 ， 我在山西汾阳、一个晋西北的县城里生活 ， 县城里刚刚开始有摇滚乐 ， 我们从广播里、从卡带里听到那些音乐 。
有一天 ， 收音机里说 ， 在山西省会太原 ， 会有一场崔健的摇滚乐演出 ， 我们这些中学生非常向往 。 我和几个同学结伴 ， 骗大人说要买参考书 ， 凑够钱之后 ， 每人花了两块八 ， 坐长途汽车前往太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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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到太原的公路距离是一百多公里 ， 那时候长途车大概开了五个小时 ， 辗转反侧 ， 兜兜转转 ， 才到达太原 。 我们最后买到票 ， 在太原的一个体育场里看了这场音乐会 。
这是一个很遥远的距离 。 对生活在县城里的年轻人来说 ， 如果想分享音乐、分享城市的文化 ， 就必须行走 ， 必须离开你的故乡 ， 必须前往更大的城市 ， 才能获得这些资讯、资源 。
“必须要流动”
一年之后 ， 我高考落榜了 。
我父亲跟我讲 ， 你应该上一个大学 ， 但你数学太差了 ， 肯定补不起来 ， 还不如赶紧去学美术 ， 没准你可以考一个美术类学校 ， 因为那个时候考美术不用考数学 。 我想 ， 用一年的时间学好画画、考上大学的几率 ， 应该比学好数学的几率高 ， 所以我就离开故乡 ， 去太原学画 。
我记得是在秋天时 ， 又有一个信息传来：在北京 ， 会举办罗丹的雕塑展 。 这个消息就跟我一年多前在县城里听到省城有崔健的音乐会一样 ， 同学们奔走相告 。
我们一帮男孩子商量 ， 要去北京 ， 要去看罗丹的雕塑展 。 我们一起买了火车票 ， 从太原到北京的火车要坐整整一个晚上 ， 晚上七八点上车 ， 第二天早上六七点才能到达北京 ， 我们几乎一夜未眠 。
到了北京之后 ， 出了火车站先去买当晚的返程车票 ， 再坐公共汽车去看展览 。 为什么要买当晚回来的车票呢？因为我们当天回来可以省掉一晚住宿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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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到了美术馆时 ， 实在太早 ， 大门还没开 。 后来 ， 我们看到了迄今为止我看过最全面的一个罗丹雕塑展 ， 包括他的很多手稿、素描跟速写 。
一次看音乐会 ， 一次看展览 ， 它们成为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经历 ， 而且它们引发了我对这个社会的一个思考：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乡村、生活在县城的人来说 ， 我们想要寻找更多的文化资源时 ， 我们需要移动 。
1949年之后 ， 整个中国社会变成一个垂直管理的社会 ， 大的资源、重要的资源 ， 都集中在最大的城市 ， 比如北京、上海、广州 ， 接下来资源丰富的是省会城市 ， 还有大的工业城市 ， 然后才一点一点地到县城、到乡村 。 也就是说 ， 对于生活在田野和山区的中国孩子来说 ， 分享到这些文化资源是非常不容易的 ， 必须要流动 。
90年代初的流动机会 ， 就是考大学 ， 或者当兵 ， 这样就可以离开自己的土地 ， 到别的地方发展 ， 获得个人发展的机会 。
寂静的精神世界
到了1990年代末 ， 我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 ， 大概是1997年、1998年的时候 ， 学校外边正在修三环路 ， 整个沿三环路的路边 ， 都是用帐篷搭的工人工棚 ， 里面住了很多来自外省的农民工 ， 全是从外地来到城市的面孔 。
【山西|贾樟柯：出走是县城青年的唯一选择】很快 ， 一年接一年 ， 城市外来人口越来越多 ， 整个城市化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人口迁移 ， 就是从基层向大城市流动 。
造成这样的流动首先有经济的因素 ， 因为你会逐渐地发现农业是不赚钱的 ， 仅仅依赖土地 ， 个人的发展空间 ， 或者说你的收入是非常有限的 。 另外一方面 ， 则是精神的需求 。 直到今天 ， 我们要看电影的话 ， 最主要的电影院还都密布在大城市和中型城市 ， 几乎所有的小镇都是没有影院的 。 包括音乐厅 ， 包括美术馆 ， 包括飞机场 ， 包括所有的城市设施和一些工作机会 ， 它们都密布在这些资源集中的大城市里 。
所以 ， 人口流动首先是生活、生存的要求 ， 对很多年轻人来说 ， 你想改变自己的命运 ， 进入城市才会有机会 。 另外一方面是精神的需求 ， 在这方面 ， 我有非常难忘的记忆 。
我曾经在我的文章里写到过这样一个故事：在我已经定居北京很久以后 ， 在我已经成为一个电影工作者、可以全国、全世界频繁旅行以后 ， 有一年春节 ， 我从北京回到老家 ， 想去看望我的一个同学 。 他中学毕业以后没有考上大学 ， 后来就在家务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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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家就在县城边上的一个村庄里 ， 黄昏的时候 ， 我一个人骑着摩托车 ， 在暮色中去了他家 。 他正好不在 ， 他的父母接待了我 ， 于是我就坐在他的房间里等他回来 。 我发现 ， 整个房间的陈设 ， 他的被褥、铺盖 ， 甚至他养的植物都没有改变 ， 因为他那个时候还是单身 。
他的床上有一本书 ， 是一本半刊半书的杂志《今古传奇》 ， 这是我们高中时流传最广的一本书 ， 差不多每一期都有三四篇中篇小说 ， 小说题目大多是“大案”、“奇案”、“要案” ， 类似地摊文学 。 那本书曾经是我在中学课堂上偷偷读过的 ， 不知怎么样流传到了他的手里 ， 而经过了这么多年 ， 这本书还在他的枕边 。 这时候我想 ， 可能他还在靠这本书来打发他漫长的夜晚 ， 打发他庸常的日常生活 。
如果你去乡村行走 ， 你会惊讶地发现它在逐渐变成一个老年人、儿童和妇女的世界 ， 因为青壮年大部分都外出打工 ， 去寻找生活的可能性 。 另外一部分 ， 在夜晚的乡村里 ， 几乎最重要的娱乐就是打麻将 ， 就是赌博 。 你可以想象 ， 如果乡村里面没有麻将的话 ， 可能最后一个年轻人都会走掉 。
再一方面 ， 如果沿着这样一个路途 ， 我们离开乡村来到城市 ， 离开北方来到南方 ， 我们去到东莞、虎门、长隆 ， 去到长安、石龙 ， 去到这些广东的密集小镇时 ， 一边是林立的跨国公司工厂 ， 一边是跟乡村同样的寂静——几乎在白天的时候 ， 你在这些小镇上是看不到人的 。 就是我们那些老乡 ， 我们那些离开土地、离开村庄 ， 前往城市、前往开放的南方去打工的亲戚朋友 ， 他们进入到的同样是一个寂静的、寂寞的精神氛围和精神世界 。
在一些大型工厂里 ， 年轻工人其实就是生活在一个乡村的社区里面 ， 人们的往来是以同乡为基础的 ， 比如东北人会扎堆 ， 湖南人会扎堆 ， 湖北人会扎堆 ， 可能甚至会细化到某个县、某个乡 ， 实际上他们面对的还是过去的一个乡土结构 。
在这样的一个精神氛围里 ， 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什么离开了土地 ， 来到了城市 ， 还会发生富士康的那些悲剧 。
“我是叛徒”
人口移动 ， 进入到城市之后 ， 应该建立起一个相对来说均等的分享式社会 。 我举一个例子 ， 看我们的社会是如何堵塞了分享渠道 ， 比如说房屋的限购 ， 汽车的限购 ， 就是从制度上堵塞了分享 ， 取消了一种分享的可能 。
可能有的人会说 ， 对一个打工的年轻人来说 ， 在北上广买一套房子可能是不现实的 ， 但问题是 ， 你拥有这个权利跟没有这个权利 ， 其中有质的区别 。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 反而让我们思考自我启蒙的问题 。
束缚、限制是人生常态 。 一出生 ， 父母就是你自由的束缚者；还有社会层面的出生——进入社会后 ， 我们所处的社会团体、人际关系 ， 都会对身在其中的人有所束缚 。
怎么建立一个尊崇个性的社会？我觉得这涉及个人超越和自我启蒙的问题 ， 它们摆在每一个个体面前 。 面对束缚自由的常态时 ， 一方面是推进制度的改变 ， 让这个社会的管理更加趋于成熟、人性化；一方面在个人的选择上 ， 我们应该成为个人宿命的反叛者 。
反叛可能首先来自对多元价值的认同 ， 对单一价值的反叛 ， 比如 ， 当我们整个社会都在用金钱来计算价值的时候 ， 我们是不是还有别的成就感？我们是不是还有别的生活的可能性？面对另一种可能性 ， 我们是不是有勇气去迈出自己的脚步？当你去反叛整个社会保守的价值观的时候 ， 自由就开始逐渐属于你 。
在人潮的流动中 ， 我看到了无数个这样的肖像 。 在山西的山区 ， 在湖北的山区 ， 与我擦肩而过的这些乡村的年轻人 ， 他们在路边站着 ， 他们在打麻将 ， 他们在上网 。 我在省会城市见过他们 ， 我在北上广见过他们 ， 我在东莞的那些大型工厂里面见过他们 ， 他们生活在我们周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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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所能够分享到的东西并不是太多 。 现在有一种信息的假象：如果从互联网的角度 ， 可以说我们在信息的分享方面似乎丰富了很多 。 但是 ， 人们分享了信息不等于分享了生活 。 真正的实体生活 ， 衣食住行 ， 这些触及个人基本生活内容的改观 ， 是信息自由化所代替不了的 。
另一方面 ， 我们并不能够期待网络能带来一个个性化的中国社会 ， 因为它本身所提供的价值可能更加单一 。
因而我想 ， 一个充满反思、反叛的社会 ， 需要我们共同建立 。 如果我们想获得自由 ， 我们不能仅仅依赖网络 ， 我们不能仅仅依赖外部制度的改变 ， 我们更应该依赖自己 ， 一个个对自由有渴望的个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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