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杂志|张颐武：“打工人”是一种新的认同，内核是奋斗精神( 二 )
让“打工人”不安的是资产和上升等压力
《中国青年》：一些高收入的金领、明星自嘲“打工人”被喷 ， 互联网圈子也流传着一句话 ， 叫作“你一定要努力打工 ， 毕竟只能打工到35” 。 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张颐武：第一 ， 即使是金领或者明星 ， 他们的压力也很大 。 互联网企业虽然薪酬高 ， 但是做程序员跟运动员其实有点像 ， 是年轻人的职业 ， 年纪大了能力就会减退 。 程序员也面临着上升空间有限的问题 。 越是好的岗位越是有限 ， 竞争更加激烈 ， 所以职业不安感会很强烈 ， 到35岁遇到瓶颈是必然 。 想要更有名 ， 创造更多的价值 ， 无论是什么职业 ， 这种压力是大部分人所共有的 。
第二 ， 社会向上发展的空间实际上是有限的 ， 各行各业都面临这个问题 。 比如明星经常面临着如何挤进一线 ， 一个公司所有的高层也只能有一个人升任CEO 。 所以说 ， “打工人”这个心态 ， 在社会各个行业和领域都广泛存在 ， 包括高收入的行业 ， 金领、明星自嘲是“打工人”、程序员有更强烈的危机感 ， 都不是无病呻吟 。
《中国青年》：您最初就定义了“打工人”是没有资产的人 ， 这个跟危机感的产生也关系密切吗？
张颐武：是 ， 事实上 ， “打工人”是对比有资产者而存在的 。 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资产 。 当下社会有一部分拥有资产的人 ， 比如在国内很多城市有通过拆迁致富的情况 ， 这类人还不少 ， 不用打工就能衣食无忧 。
还有家庭资产优渥的人 ， 也不需要像“打工人”一样去奋斗 。 前些年有个梗说 ， “如果我做明星不成功 ， 我就不得不回家去继承家产了” ， 这其实是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现象 。 所以“打工人”如果没有资产保证 ， 那么不管收入高低 ， 都面临着很大的压力 ， 这是“打工人”共同的心态 。
《中国青年》：正因为压力大 ， 可能更乐于过“双十一”？很多年轻人现在“白天是“打工人” ， 晚上是尾款人” ， 反映了一种什么心态？
张颐武：年轻人 ， 特别是现在“Z时代”的年轻人 ， 有很多来自有财产、有小钱的普通家庭 ， 生活标准并不低 ， 在“双十一”疯狂购物已经成为一种生活习惯 。
但这种来自家庭的比较小的经济支撑 ， 很多年轻人觉得远远不够 。 家乡可能有两三套房 ， 但留在北京工作生活 ， 他即使卖了家乡的所有房子 ， 也买不起北京的一套房 ， 所以他仍会觉得是在“打工” ， 一边要节省 ， 一边还要奋斗 。
本文插图
所以同时做“打工人”和“尾款人”并不矛盾 。 做“尾款人”其实是为了保证生活质量的同时 ， 要省钱 。 那“打工人”一方面说是要节省 ， 一方面是要努力提高生活质量 ， 这两者都反映了年轻人自我实现不足、更要追求实现自我的心态 。
奋斗精神是“打工人”文化的内核
《中国青年》：您觉得“打工人”文化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
张颐武:实际上我认为 ， 奋斗精神始终是“打工人”文化的内核 。 虽然很多段子里“打工人”在自嘲 ， 在反讽 ， 但比如“我要悄悄打工 ， 然后惊艳所有人”“早安 ， 打工人”等 ， 这些段子里其实蕴含着一个很强的向上的愿望 ， 几乎所有“打工人”段子里边都一致地呈现出无论怎么样 ， 都要为自己生活打拼的态度 ， 这种拼搏奋斗的心态在中国社会实际上一直在延续 。
当然这个“打工人”文化里也包含着各种圈子里普遍存在的一种不安全感和焦虑感 。 “打工人”觉得自己的保障不够充分 ， 上升竞争的压力很大 ， 这些段子里焦虑感也是很明显存在的 。
《中国青年》：您觉得中国的“打工人”和西方的上班族有什么相似或者不同的地方吗？
张颐武：现在西方有很多年轻人认为社会不公平 。 很多研究都证明西方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出生的年轻人 ， 和“50后”“60后”这些婴儿潮一代相比有很大的差别 ， 年轻人的被剥夺感更强 。 尤其“千禧一代”“Z时代”的年轻人 ， 他们觉得财富大都被长辈掌握了 ， 因而感到愤愤不平 ， 比如在美国 ， 支持桑德斯或者极左派的年轻人数量相当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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