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考古与上古文明|石家河文化:东亚自创的青铜文明(上)(一)矿业工具2、矿料磨碎工具(二)冶炼设备与相关配件( 七 )


本文插图
图三:1. 大路铺锡铅铜片03ET2307⑦:13(1.3*0.7*0.2~0.3 cm , Cu 19.84%, Pb 2

零星的考古发现表明 , 从公元前第四千纪以来(从大溪、屈家岭文化起) , 人们就经常来到幕阜山多种金属矿藏区 , 尝试采集铜矿料 , 摸索和发展采冶技术 。 他们应该是尝试了解各种不同的矿石的功能 , 而最后自行发明了铜液流动性好而易铸造且坚固耐用的铅锡铜三元合金 。 在这些探索、试验的基础上 , 接续石家河及后石家河文化的盘龙城文化[18] , 以武汉盘龙城遗址为代表 , 所出青铜器亦属于铜铅锡合金 , 其三元合金比例与同时代二里头、二里岗等黄河流域遗址所出铜器相比较 , 更为稳定 , 且按其比例制造出的青铜器耐锈蚀 , 硬度和抗拉度宜于制造锋刃器[19] 。 盘龙城时期除了通城锡山的锡矿之外 , 也开拓其它锡矿区 。 如江西九江荞麦岭遗址 , 被认为很可能与本地锡矿开采有关系 , 其年代依发掘者判断 , 相当于盘龙城三至六期(图二一) 。 徐长青和饶华松认为 , 荞麦岭遗址具有水路交通便利的特点 , 易于受控制 , 且其发展与盘龙城遗址铸造大型青铜器的时间一致 , 所以 , 该遗址应与盘龙城文化开拓矿源 , 向赣北推进有关 。 [20]
我们认为盘龙城青铜器之所以比例稳定 , 是因为长江中游地区经过长期摸索而确定最理想的配方 , 但未必把自己艰辛摸索到的“专利权”全部传授给其他地方 , 以盘龙城为中心的商王国尽量对技术细节保密 , 国家势力强的时候 , 很容易垄断自己的技术 , 工匠也不会轻易溜走 , 因此盘龙城国外产品质量不如国内所造 。
尽管迄今盘龙城遗址的发掘面积远少于郑洛地区二里头和郑偃 , 但盘龙城出土的铜器 , 无论在种类、数量和质量上 , 都远超二里头和郑偃 。 河南境内所谓早商铜器也只有150余件 , 其中不少是小型器物 , 而盘龙城出土的青铜器 , 总数已达400余件[21] , 这还不算早年出土或被盗挖的青铜礼器 。 据当地老人回忆 ,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 大雨过后人们提篮子到李家嘴湖滨捡取青铜箭镞之类 , 有时一捡就是半个篮子[22] 。 此外 , 各个博物馆收藏的部分所谓夏代和早中商青铜器 , 很可能源于盘龙城[23] 。 盘龙城青铜器的耐锈性很高 , 其他地区时代更晚的青铜器常有蓝绿相杂的深层铜锈 , 而盘龙城青铜器全身变黑 , 铜病状态较少;据此推测 , 那些流散到各地博物馆的全身黑色的早商青铜器 , 有可能源自盘龙城 。 盘龙城之外 , 江西、湖南原属于虎国文明的青铜器也耐锈蚀[24] 。 长江中游生活在最不利于保存铜器的自然环境中 , 早期的铜器易全锈而变成氧化铜粉 。 或许因为如此 , 人们经过长年试验 , 创造屈服度、硬度和抗拉度都很合适的最稳定的耐锈合金技术 。
从比盘龙城晚的殷墟所出土的青铜器和冶炼遗迹 , 可以发现一种两方面互补相成的规律 , 使我们更加理解长江中游地区发现与掌握锡矿的重要性 。 一方面 , 学界均认同 , 殷墟一、二期前段的青铜器大部分是从外地输入 , 而不在殷墟本地铸造 , 只有到了殷墟二期后段和三期才开始在本地冶炼和铸造 , 并带有殷墟本地冶炼铸造的某些特征;殷墟发现的冶铸遗迹均属于三、四期 , 如殷墟孝民屯 。 [25]另一方面 , 对殷墟青铜器合金成份的研究表明 , 从殷墟一、二期墓葬里出土的青铜器 , 是以铜锡铅三元合金为主 , 而殷墟三、四期青铜器经常表现出锡料缺乏的情况[26] 。 孝民屯铸铜遗址的炼渣 , 虽然有铜锡铅三元合金的痕迹 , 但却以铜铅和铜铅砷合金为多 , 这种情况表明殷墟作坊存在锡料不足的情况 。 [27]从铸造技术来说 , 殷墟三期及之后铸造的器物也明显不如当时南方所铸之器 。 [28]
依我们浅见 , 这种情况所折射的历史背景是 , 殷商王国在武丁时期(殷墟二期)势力最为强大 , 此时很多青铜器是直接从南方获得 , 尤其是高等级墓葬的礼器 , 有明显是在长江流域铸造的特征[29] 。 在武丁之后 , 殷商势力下降 , 有时候因能力不足 , 使其不能从长江中游输进足够锡料以供本地铸造青铜器之用 。 虽然东北辽西蒙东的林西县也有可能自夏家店下层以来即已开采的铜矿及锡矿[30] , 但从甲骨卜辞可知 , 当时此地是与殷商敌对的族团活动的舞台[31] , 导致殷商无论从哪里获得锡料都有一定的难度 。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 , 长江中游自鄂北到湘赣地区所出青铜器 , 在商周时代的合金配比一直很稳定 , 一直能够铸造精致的铜锡铅三元合金青铜器 。 此乃因长江中游地区铜锡铅金属资源丰富而全面 , 无短缺之虞 , 冶铸技术亦经由本地文化发展脉络得到稳定地传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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