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周雪光灾难社会学分析:《热浪:芝加哥灾难的社会解剖》读后感( 二 )
克兰纳伯格认为这些解释都经不起推敲:独自生活的老人的比例在拉美族社区(31 %) 高于黑人社区(24%) ;由此可见,孤独生活本身并不是导致热浪中死亡的令人满意的解释 。 而且,黑人种族以前也在高温地带生活过,所以从体质上解释牵强附会 。 他从社会生态学的角度加以分析,指出社区的经济活动、商业环境的演变对这两个社区的不同遭遇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 芝加哥城市自50 、60 年代开始了工业衰落的过程,导致这个黑人社区中经济生活、商业活动凋敝不振,居民随之离去,留下了大片空旷荒废的地段,为犯罪活动提供了极好的场所 。 在这种恶劣的生态环境下,无法离开这里的老人只能退却困守在自己家中 。 黑人社区中的教会组织原本扮演了加强社会关系的重要角色,但人口流失和经济活动的衰落使得教会的资源也随之枯竭,对当地老人的关怀往往力不从心、爱莫能助 。 这些正是“社会孤独再生产”(reproduction of social isolation) 的重要渊源 。 与此相比,只有一街之隔的拉美族的社区却有着十分不同的命运 。 从书中的照片我们看到,在这里广告招牌铺天盖地,街上车水马龙、商店鳞次栉比,行人熙熙攘攘,老幼相持游玩,邻里欢聚谈笑,整个生活空间呈现着安居乐业的景象 。 繁忙的街道、密集的人口为社会资本的产生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 而有着极大权力的拉美族教会组织对新来的移民和只说西班牙语的居民尤为关注,开展一系列活动帮助他们融入社区生活 。 这些条件都为社区居民(包括独居老人) 的社会交往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使得老人在热浪袭击灾难中得到街坊邻里和社会福利机构的关注和帮助 。
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作者分别对城市中的社会公共服务机构对这一高温天气灾难的应对措施进行了分析和批评 。 他指出,在整个应对过程中,芝加哥市缺乏应对重大灾难所应有的设施准备,而组织的失败是关键所在 。 “市政紧急事件反应系统要求行政管理者不仅要信任在第一线发回报告的官员,而且要将有关重要信息上报给有关的决策领导层 。 医务工作人员抱怨说,在热浪期间,消防部门内部的分工以及消防管理机构在处理公共健康危机方面的经验不足堵塞了信息渠道,延误了市政有关部门的应对措施”(第133 页)。 由于信息渠道不畅,上层决策者起初对灾情的状况估计不足,没有及时决策 。 例如,消防部门的官员没有及时启动紧急应对方案,调集周边地区的救护车和医护人员,延误了拯救生命的关键时间 。 克兰纳伯格进一步指出,这些暴露出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市政府近年来推行的“政府改革”措施把公共服务设施转移到私有公司经营,受市场机制支配 。 这样做的结果是,那些有着“市场能力”即有着资源的(富裕) 老人群体有了更多的机会,却更不利于弱势群体使用公共资源 。
如果说,在前几章的分析讨论中作者还在用同情的目光审视人际关系的萎缩、社区的衰落、社会福利机构的无奈,那么当他把目光转向市政府(第四章) 时,他的分析和批评则变得严峻尖锐、毫不留情 。 他对当时以戴利(Daley) 市长为中心的市政府的指责尤为尖锐 。 他这样写道,戴利市政府花费了大量的资源来塑造一个为市民服务的好政府的形象,在这种形象工程的投资上戴利政府与芝加哥历史上的任何政府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 然而,现在的市政府并不是建筑在实际政绩之上的,而是“通过公共形象制造出的政府”(government by publicity)。
在这一背景下,热浪灾难中的不良表现会给政府的形象抹黑,因此市政府部门极力否认政府决策的失误 。 在事故发生后,市政府的各个部门互相推诿责任,淡化事件的严重程度,把人为的失误归咎于自然灾难 。 在克兰纳伯格看来,公共媒介机构也应该承担道义上的责任(第五章)。 它们为了追逐盈利,在热浪灾难过后不久就已经把注意力转向其他有利可图的新闻了 。 当时,一些新闻工作者试图通过回访受害者来帮助这一城市重新思考反省这一事件 。 但是当这些访谈调查资料收集好时已经是秋冬之交,电视台的经理们认为读者对夏天发生的事件已经没有兴趣,不愿在新闻节目中给以引人注目的位置,最后只能草草收场 。 这些做法加速了对热浪这一灾难的社会遗忘过程 。
文章图片
热浪之中的芝加哥
二
克兰纳伯格在第三、四章中讨论了社会服务机构,特别是市政府,在应对紧急事件中的一系列失误,主要从政治角度分析批评政府官员为了政治利益而相互推诿责任,为了维护“效率政府”的形象而一味地淡化事态的严重性 。 在我看来,对于这些应对措施严重失误的反省还可以借助于组织分析的角度 。 如果我们把这些问题仅仅归因于政治利益冲突和政治运作机制,反而会限制我们的分析视野,限制改进组织设计的可能性 。
各种正式组织(如政府、公司、学校)在不同程度上都需要面临和应对各种紧急事件,这可以说是无法避免的现实 。 然而我们注意到,正式组织在紧急状况应对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弊病却常常十分雷同、反复出现,并没有因为“组织学习”而改进 。 例如,关于1986 年美国“挑战号”航天飞机失事的调查发现,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是组织设计上的问题:对存在的问题没有及时解决,对可能发生问题的后果估计不足,决策过程中各部门合作不利,各环节的信息不沟通甚至歪曲,等等 。 因此,美国宇航总局(NASA) 进行了一系列组织上的改进 。 但是,时隔17年后,关于“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2003 年失事的调查发现了几乎同样的组织失败原因 。 有关美国911 事件、2004 年飓风袭击新奥尔良等紧急事件对应失败的调查报告也一再发现类似的组织失败原因 。 （注2）在克兰纳伯格有关芝加哥的热浪事件应对过程的分析中,我们看到类似因素的再次呈现 。 当我们第一次发现(或读到) 这些因素时,还可以把它们归咎于一个具体组织的失误和问题,还可能为发现这些导致组织失败的具体因素而兴奋,但当类似的问题在不同的组织不同的情形下不断重复出现时,那么我们就不应该一次又一次地感到震惊,而是应该思考这样的问题:这些现象是不是反映了更为深层的组织机制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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