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司马迁给当权者上了一堂经济课，可谓石破天惊！
司马迁倾注了极大热情和智慧为治政者们上的这一堂经济课 ， 长时间里鲜有知音和共鸣 。 班固著《汉书》就对他的《货殖论》和《平准书》提出了批评 。
"天下熙熙 ， 皆为利来；天下攘攘 ， 皆为利往" 。 这是司马迁说的 。 太史公说这话不是愤世嫉俗 ， 也不是做心灵鸡汤 ， 而是要为我们上一堂经济课 。
崇奢 ， 还是崇俭
看《史记》 ， 有人说它是一部了不起的史学巨著 ， 也有人把它当文学作品看 ， 其实它里面还蕴藏着丰富的经济学 ， 这主要集中在《货殖列传》和《平准书》中 。
在这两本书中 ， 司马迁认为人天性是逐利的 ， 而且没有什么不对 ， 所谓"富者 ， 人之情性 ， 所不学而俱欲也" 。 这句话有石破天惊的意味 ， 因为在此之前的诸子百家和统治者无不重义贬利 。
《论语》说"君子喻于义 ， 小人喻于利" ， 《道德经》说"罪莫大于可欲 ， 祸莫大于不知足 ， 咎莫大于欲得" ， 就连司马迁的老师董仲舒也说"正其义不谋其利" 。
但道德的高标无法掩盖人性的现实 ， 经济决定道德而非道德决定经济 ， 哲学可以理想化 ， 经济学必须务实 。 在现实中重利轻义的人是有的 ， 他们被称为君子 。
但社会上不可能人人都是君子 ， 人因为自私所以才有了理想 ， 在一个人人利他的社会里理想也就消失了 。
站在经济学的角度 ， 司马迁认为不能回避欲望、利益 ， 享受、逐利是人的本性 ， 不用学习即人人拥有且无法抑制 ， "若水之趋下 ， 日夜无休时 ， 不召而自来 ， 不求而民自出" 。
既然逐利是客观的、享受是正当的 ， 那么鼓励致富、鼓励消费也就是自然的 ， 这一点司马迁的看法也与大多数人不同 。 之前诸子百家多崇尚节俭、克制欲望 ， 继而抑制消费需求 。
司马迁认为"耳目欲极声色之好 ， 口欲穷刍豢之味" ， 美好的东西"皆中国人民所喜好" ， 正是因为大家自觉追求这些东西 ， 同时也努力创造这些东西以换取别人的成果 ， 所以经济才得以繁荣 。
《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认为人们每天需要的食物不是来自面包师、屠户的恩惠 ， 而出自他们为自己谋利的打算 。 这就是"经济人"的概念 ， 是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 司马迁的认识与此相同 。
富国 ， 还是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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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有了国家 ， 百姓的一切行为无不与国家产生关联 ， 尤其是经济活动 。 出于强化集权的需要 ， 历代统治者往往最关心富国强兵 ， 当然也认识到实现"上富"必须先"下富" 。 孔子说"百姓不足 ， 君熟与足"、"民不富 ， 难以施仁" ， 虽然也强调了民富 ， 但只把这个看作实现国富的手段 。
也有人认为国富与民富其实是相矛盾的 ， 商鞅说"民弱国强 ， 民强国弱 ， 故有国之道 ， 务在弱民" ， 赤裸裸地道出了心机 。 商鞅变法的核心就是对人和一切资源的全方位控制 。
民富不富是次要的 ， 首要的是国富 。 商鞅或许认为早他200多年的管仲虽然通过改革创造了经济奇迹 ， 但由于过分强调富民而削弱了国家的力量 ， 所以"春秋五霸"之首的齐国仅昙花一现 。
孔子是儒家 ， 商鞅是法家 ， 在民富还是国富的问题上儒家更容易赢得人心 ， 而法家更容易为统治者接受 。 司马迁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儒家 ， 又讨厌法家的做法 ， 《货殖列传》引用了管仲说的"仓廪实而知礼节 ， 衣食足而知荣辱" ， 并进一步阐释为"礼生于有而废于无" 。 国家不仅要富裕更要安定 ， 那就得让百姓"知礼节" ， 百姓只要富足了自然会"知礼节" 。
"货"指的是财富 ， "殖"指的是增长 。 财富的增长首先来自于经济个体 ， 人们通过劳动获得了财富 ， 不仅实现了富裕而且会更渴盼稳定 ， 这是国家安定的基础 。 国富、民富不是对立的 ， 也不是因为国富所以才要"使民富" ， 它们其实是融合于一体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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