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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大量依赖进口 农业会不会遭遇“芯片危机”？

（原始标题：种子大量依赖进口 ， 农业会不会遭遇“芯片危机”？）世界一流的种子企业 ， 无不是在市场回报的激励下成长起来的 。种子大量依赖进口 农业会不会遭遇“芯片危机”？
▲图/新京报网文 | 陈明随着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 ， 人们对高科技产业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 “卡脖子”技术成了坊间热议的话题 。 前几天 ， 中科院院长白春礼提出要把美国“卡脖子”清单变成科研任务清单进行布局 ， 就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日前 ， 《瞭望》新闻周刊报道 ， 近年来 ， 国际种业巨头控制我国种业市场来势凶猛 ， 很多种子大量依赖国外 ， “包括全球种业前十强在内的70多家国际种企进入中国 ， 一大批洋种子渗透到田间地头” 。这也引发了很多人的担忧：洋种子会不会成为农业领域的“芯片” ， 被人“卡脖子”卡到饭碗里？“种子依赖”不同于“芯片依赖”实际上 ， “种子依赖”和“芯片依赖”的情况有较大差别 ， 后者主要源于关键技术受制于人 ， 而种业发展其实并不存在难以逾越的技术鸿沟 。 减少对国外品种的依赖 ， 核心还是要在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上下功夫 。表面上看 ， 种业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 调查显示 ， 我国的主要作物中 ， 水稻、小麦的国产化率还比较高 ， 玉米、马铃薯部分依赖进口 ， 而不少蔬菜品种则高度依赖进口 。 不过 ， 深入分析就会发现种业面临的情况与高技术产业有较大区别 。首先 ， 我国种业具备完整的研发体系和良好的研究基础 。 国以农为本 ， 农以种为先 。 在这一理念指引下 ， 长期以来国家在种业的公益性、基础性研究方面投入了大量经费 ， 我们有相当的技术储备还没有得到充分释放 。其次 ， 国内种业企业的研发能力正在快速提升 。 国内有一批种业企业 ， 在产业布局、研发投入、人才延揽方面直追国际巨头 ， 在优势品种上与国际前沿的距离也在逐步缩小 。再次 ， 种业的技术普及度要远远高于互联网、芯片等高技术产业 。 可以看到 ， 与高新技术掌握在少数发达国家甚至少数几家公司的情况不同 ， 优势品种分布在世界各地：玉米种子来自美国、蔬菜种子来自韩国、水果种子来自日本、辣椒种子来自以色列……高普及度、高分散度本质上意味着低风险 。种子大量依赖进口 农业会不会遭遇“芯片危机”？
▲图/新京报网因此 ， 国际种企进入中国市场 ， 根本上说是资本的本性使然 ， 把这种市场优势上升为“卡脖子卡到饭碗里” ， 并不客观 。破除种子依赖 ， “市场化改革”是关键当然 ， 对技术有信心 ， 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风险 。 必须清醒地看到 ， 我国种业科技对经济的贡献度还比较低 。 研发能力和技术储备很多都没有转化为市场的真正供给；市场需求不足 ， 又会反过来制约技术创新 。客观地讲 ， 种子、化肥、农药等已经是农业中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领域 ， 但仍旧存在不少体制机制弊端 。最突出的是 ， 科技供给与市场需求存在断裂 。 2016年 ， 有关部门制定了扩大种业人才发展和科研成果权益的改革指导意见 ， 意在解决种业科研和农业生产“两张皮”以及种业科研成果转化上的“肠梗阻”问题 。但多年下来 ， 改革的成效不尽如人意 。 主要问题在于 ， 仍然没有明确科研机构与企业在研发活动中的定位 ， 科技投入机制仍旧处于模糊地带 ， 研发激励没有真正落地 。因此 ， 振兴民族种业 ， 需要进一步深化农业市场化改革 ， 尤其是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 。第一 ， 将具有内生效益的技术研发活动放手交给市场 。 世界一流的种子企业 ， 无不是在市场回报的激励下成长起来的 。 我国应加快建立商业化农作物种业科研体制 ， 探索针对企业研发的支持奖励机制 ， 推动中国种子企业不断做大做强、走向世界 。第二 ， 公益性、基础性技术研发由政府承担 ， 但要有合理的制约机制 。 在种业领域 ， 除了能够市场化的技术研发活动外 ， 还存在一些像植物原生境保护、种质资源保藏等难以市场化的工作 。 这些工作只能实行政府兜底 ， 采取公益性投入方式完成 。但为了打破一些部门的本位主义思想 ， 可以考虑实行科研经费的分配权、使用权、评价权“三权分置” ， 形成不同部门间互相制约监督的机制 。第三 ， 在育种技术的监管方面 ， 不妨更加灵活 。 例如 ， 国际上 ， 转基因育种已经全面铺开 ， 我们进口的玉米、大豆实际上大多都是转基因品种 。 在这个局面下 ， 未来不妨在审慎的安全监管框架下 ， 加快转基因技术的研究推广 ， 正面回应公众关切 ， 不断增加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审批和品种审定的透明度 。陈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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