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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砍医生陶勇愈后半年：绝不原谅行凶者( 二 )


北京朝阳医院门诊大楼 杨书源 摄安检门装了 ， 之后呢？今年年初 ， 朝阳医院的门诊大楼入口处安装了安检系统 。 所有进入门诊楼看病的患者都要通过安检进入 。 安检的广播里 ， 一直循环播放着“为了您的安全 ， 请接受安全检查 。 ”“其实医院安装安检门的事情说了很久了 ， 甚至是民航总医院杨文医生出事后 ， 也没有太多实质性推进 ， 反倒是我的事情后 ， 北京各大医院安检门纷纷落地了 。 ”陶勇觉得这是自己这件事带来的公共价值 。采访人员探访朝阳医院是在一个周一的上午 ， 门诊大门前的引导录音循环播放着“为了您的安全 ， 请配合安检” ， 来看病的患者和家属似乎已经习惯了这个安检仪器的存在 。 负责安检流程的医院保安介绍 ， 每天这个仪器都会检查出几把到十几把水果刀 ， 大部分是患者无意中带进来的 ， 一个月内也会通过安检发现一两次比较危险的长刀具的携带者 。问起保安这套安检设备的设立目的 ， 她不假思索地说：“是因为疫情 ， 安全起见 。 ”心照不宣的这场伤医事件 ， 似乎是被模糊淡化了 。但在朝阳医院医护人员的工作日常中 ， 却留下了 “痕迹” 。 大部分科室原本锁闭的后门都打通了 ， 一些科室的医生把自己的诊桌横放在了诊室门口 ， 这样患者只能在门外依次排队就诊 。 而陶勇所在的门诊楼7楼眼科病房 ， 患者在进入就诊区前 ， 科室导医台的护士要再次核实进入者是否挂了当日的号 ，每到就诊高峰时 ， 保安也会增派力量在诊室附近巡逻 。“用诊桌挡着门 ， 这样是不是有些矫枉过正了？”采访人员小声嘀咕了一句 。 陶勇立即表示反对：“这是你终究还是站在患者的角度 ， 才会得出这个结论 。 ”根据陶勇所述 ，在自己受伤住院以后 ， 院内又发生了大小近20起伤医事件 ， 因为没有造成特别严重的人身伤害 ， 所以也就没有传开去 。所以安装了安检门就够了吗？陶勇觉得这一切并不是最终的结果 ， 这仅是个开始 。“或许可以请一些心理学专家来为我们医护讲讲犯罪心理学 ， 比如一些潜在的犯罪分子在行为举止上有哪些特征 ， 这样大家在工作时也能更好察言观色 。 ”陶勇现在回忆起那位伤害他的人 ， 其实也是有一些可以引起注意的迹象的 。 此前他总是一个人来看病 ， 从没有家人陪同 ， 看起来也有些孤僻 。另外陶勇还有一个设想 ， 他想向医院申请聘请一位之前的患者家属 ， 为他上五险一金 ， 请他担任科室里兼顾保护医生职责的医导 。 陶勇还打算在科室内部推广一个微信程序 ， 运用这个程序医导可以迅速帮助患者熟悉就诊流程 ， 减少医患因流程不清产生的摩擦 。 而这位身兼数职的医导人选就是那位在陶勇出院后见了他嚎啕大哭的盲童父亲 。“他想把孩子转到北京的盲校来读书 ， 正好需要一个北京的工作 。 ”无形中 ， 陶勇的计划又促成了一件公益 。被砍医生陶勇愈后半年：绝不原谅行凶者
9月14日 ， 患者在通过朝阳医院门诊部的安检门 。 杨书源 摄拒绝“被神化”在出院后 ， 有一位采访人员问过陶勇一个问题 ， “如果时间可以重来一次 ， 您会不会接收这位伤害您的病人 ， 为他动手术 。 ”陶勇回答得迅速坚决：“不会 。 ”陶勇在停顿片刻后忽然提高分贝解释：“ 这个问题 。 本来就不应该问 ， 因为太违背人性了 。 医生治病救人 ， 但不是圣人 ， 怎么会给一个这样用最残酷方式伤害自己的人动手术？ ”“我希望法律能够严惩伤害我的人 ， 等到了开庭的时候 ， 如果没有别的事情 ， 我也会出席旁听的 。 ”陶勇说 。至今没有因为医疗纠纷而上过法庭 ， 这被陶勇自评为“好运” 。 陶勇也的确见过一些患者对他直言：“我知道医生都在尽心为我治疗 ， 但是如果我不告他 ， 我就没钱看病了 。 ”听到这样的话 ， 陶勇心寒却觉得这些患者“并不是十恶不赦、不可谅解的” 。一个10多年前的事被陶勇多次提及：他曾经参加国家卫计委主办的中华“健康快车”行动 ，在江西乐安 ， 陶勇遇到了一位年近90岁因患白内障失明且身患癌症的老人王阿婆 。 这位阿婆已经到了她生命的倒计时阶段 ， 而她的丈夫和儿子早年间已相继去世 ， 当时她唯一的心愿就是眼睛能复明 ， 她可以在临终前用嫁妆亲手做一身寿衣 。 因为按照当地风俗 ， 只有穿着亲手缝的寿衣 ， 才能够与家人在另一边相遇 。陶勇对老人的请求权衡再三 ， 王阿婆的手术难度很大 ， 医疗火车上条件又很有限 。救助这样的患者 ， 其实也被一些年资较高的医生提醒是“在拿自己的职业前途下赌注” 。 但是为了老人生命最后时刻的心愿 ， 陶勇还是决定铤而走险 。 手术成功了 ， 王阿婆恢复了部分视力 。一周后 ， 刚回北京的陶勇收到了王阿婆去世的消息 。 但是临终前她总算为自己亲手做了一件寿衣 ， 并且把一家人的照片缝进了衣服口袋 。“怎么会不担心？怎么会有人不爱惜自己的名誉呢？”陶勇回忆着激动了起来 。但经历伤医事件后 ， 陶勇对患者提供帮助的边界感也在增强 ， 或者说行医之时更加小心克制了 。陶勇说起上个月出门诊时自己遇到的一件犯难的事 ， 至今他没有获得最优解 。那天下午6点多 ， 门诊快要结束了 ， 一对农村老夫妇带着26岁的儿子忽然跑到陶勇面前 ， 央求他为他们看看病 ， 他们说自己在这儿等了一天了 ， 就是因为不会操作手机一直没挂上号 。陶勇的第一反应就是这家人在对他进行道德绑架 ，“我偶尔会遇到这样的患者 ， 他们一天跑很多家医院 ， 也不挂号排队看病 ， 就是想仗着自己是大老远来的插队先看 。 ”当天陶勇采取了折中的办法 ， 他请一位值班医生了解了这家儿子的病情 ， 确认不是十分紧急后 ， 又让人帮忙替这家人挂了第二天上午的门诊号 。 第二天早上 ， 陶勇不出诊 ， 但是他看到这对夫妇一大早就带着儿子坐在等候区 ， 他就特地为这家的儿子看了病 ， 这才确认昨晚这对夫妇并没有骗他 。“我们的志愿者昨天教了你们那么久 ， 以后你们可以独立挂号来看我的门诊了吗？”这家人临走前 ， 陶勇特地问了句 。 回答是否定的 ， 这对夫妇甚至在看诊时向陶勇提出是否可以请他帮忙再去协和医院挂个号 。“作为医生 ， 如果你想帮助这样的患者 ， 那会是一个无底洞 ， 所以应该想清楚帮助他们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 ” 其实陶勇自己 ， 也在对这个尺度的重新探索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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