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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后直谏中央“大搞都市圈”, 为何很多人恐惧大城市

来源：文化纵横✪ 谭纵波 |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导读】8月24日 ， 在中南海召开的专家座谈会上 ， 9位专家中最年轻的“70后”学者陆铭提出持续推动中心城市人口聚集、加强都市圈“增长极”作用、优化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供给、加大流动人口子女教育投资等建议 ， 被舆论认为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中国城市未来方向 。但值得注意的是 ， 城市规模的扩大 ， 也必然伴随着对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环境污染、秩序混乱等“城市病“的忧虑 。 本文发问：颇具批判意味的城市病 ， 到底是什么病？作者认为 ， 城市病——更中性地说是城市问题 ， 实为“成长的烦恼” 。 为什么人类给自己创造了问题繁多的城市聚居形态呢？说到底还是为了效率 ， 在人类不断追求生产效率的自然演进过程中 ， 城市问题是发展的必然代价 。 然而 ， 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传统社会却对大城市有着天然的恐惧心理 ， 往往凭直觉批判“城市病” ， 但没有意识到城市本身就具有提供稳定生态系统的能力 。 因而作者指出 ， 解决城市问题之前 ， 先要正视、抚平“城市恐惧症” ， 而非不加区分地笼统归因；城市问题的解决不能仅靠规划 ， 而要建立在尊重城市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 。 人口规模大、建筑密集是城市宿命 ， 也是其优势 。 限制人口规模乃至强行疏解人口的方法 ， 无助于从根本上消除城市问题 ， 还可能适得其反 。 城市问题本身不是“病” ， 对城市与城市问题认知的误区 ， 以及城市治理能力的不足 ， 才是“病”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0年第4期 ， 仅代表作者观点 ， 供诸位参考 。城市病是一种什么病？▍所谓“城市病”20世纪80年代后期 ， “城市病”（有时也被称为“大城市病”）这个情绪化、拟人化的表达词语出现后 ， 就被广泛应用到了媒体、专业论文乃至政府文件中 ， 形成了汉语语境下的一种独特表达方式 。 它指的是“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交通拥挤、住房紧张、供水不足、能源紧缺、环境污染、秩序混乱 ， 以及物质流、能量流的输入、输出失去平衡 ， 需求矛盾加剧等问题” 。学术界更倾向于把城市“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城市贫困”等问题归结为“城市病” 。 也有的将其归结为“自然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交通拥堵”“生活成本上升”“公共资源供给失衡”“公共安全事件频发”等更加宽泛的范畴 。 部分社会学研究者也把“城市冷漠”“青少年问题”“乞丐”等也归入“城市病”的范畴 。 更有甚者 ， 有人把“狗患”“空巢青年”等现象也作为“城市病”一股脑都算在城市头上 。70后直谏中央“大搞都市圈”, 为何很多人恐惧大城市
本质上 ， “城市病”是伴随城市化 ， 城市的快速发展 ， 尤其是大城市的出现而产生的 。 西方国家对伴随城市化所产生的城市中的一系列问题采用了一个更为中性的名词——“城市问题”（Urban Problems） 。 它与我国“城市病”的话语有明显差异：首先 ， 针对工业化和城市化不同阶段所出现的城市问题进行论述 ， 而不是笼统地作为一种抽象的问题 ， 例如早期工业城市的城市问题主要集中在劳工阶层生存环境、城市基础设施不足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公共卫生等方面 ， 而被我们称为“城市病”的交通拥堵、空气污染、房价上涨、公共服务不足等问题则是到20世纪80年代才作为主要城市问题提出来的；其次 ， 城市问题的着眼点更多聚焦于生活在城市的社会问题上 ， 如贫穷、暴力犯罪、无家可归等 ， 而“城市病”更多提及的是城市空间和设施问题 。 换言之 ， 城市问题本质上是“人”的问题 ， 而不是城市的问题 。从以上的区别中 ， 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如何看待城市问题的基本思路：其一 ， 城市问题是具体的 ， 而不是抽象的 ， 不同的发展阶段乃至不同城市的问题都有可能存在差异 ， 讨论问题须界定范围 ， 并具有针对性；其二 ， 城市问题源自人类的活动 ， 通过城市中的某些表征体现出来 ， 所以解决城市问题归根结底是要解决人的问题；其三 ， 即使认识到城市问题是由人类活动而引起的 ， 仍有必要区分达到城市问题程度的原因是否是由城市这种特定的空间形态所造成的 ， 还是一种人类活动的普遍性问题 。 有了这个看待城市问题的基本框架 ， 就可以具体来看一看城市问题是如何产生的 ， 以及怎样才能缓解这些问题 。▍“成长的烦恼”如果一定要用“城市病”这种拟人化的方式来论述城市问题的话 ， 笔者更愿意将被称为“城市病”的种种现象称为“成长的烦恼” 。 事实上 ， 即使一个健康的有机体在其成长过程中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烦恼 。 一个人在婴儿时代大约只需要完成三种本能的行为：会吃、能睡、不无故哭闹 ， 就会被视为是完美的 。 但是好景不长 ， 一旦他到了进幼儿园的年龄 ， 也就意味着好日子结束 ， 开始进入了被各种“问题”和“烦恼”包围着的日子 。 入小学、小升初、中考、高考 ， 一路下来 ， 要求越来越多、越来越高 ， 问题涌现 ， 烦恼不断 。 这还没有完 ， 大学毕业即便不考研也要步入社会 ， 参加工作 ， 恋爱、结婚、买房、生娃 ， 没有一件事是可以轻轻松松搞定的 。 所以 ， 人的成长必然伴随着烦恼 ， 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 但正常的人绝不会因为出现问题而拒绝长大 。“城市问题”也与之类似 。 “城市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是大量的人类活动聚集在一个异常狭小的空间中所产生的各种不适及其连锁反应 。 “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住房紧张”“公共服务不足”等问题皆是如此 。 随着人类聚居点规模的逐渐扩大 ， 从小型村落到集镇 ， 从城市发展为大城市 ， 进一步成为特大城市、超大城市、都市连绵区 ， 城市问题正是伴随着城镇规模的扩大而出现 ， 并愈加多样化和复杂化 。那么 ， 为什么人类给自己创造了这么一个问题繁多、看上去并不适合生存的聚居形态呢？在笔者看来 ， 原因只有一个 ， 那就是“效率” 。 城市产生了社会分工 ， 带来了生产的规模化效益 ， 促进了技能和知识的传递、积累乃至创新 ， 并使得开展大规模社会组织行为、实现共同目标成为可能 ， 同时也使得个体生活的多样化选择成为可能 。 人类的城市史正是这样一个不断追求生产效率的自然演进过程 ， 而城市问题则是发展的必然代价 。▍“生态城市”的悖论既然聚居规模的扩大会带来负面效应 ， 那么有没有办法在聚居的正负效应之间取得某种平衡呢？20世纪70年代起 ， 对现代城市的批判逐步演化出一系列“另辟蹊径”的规划理论 ， “生态城市”就是其中的代表 。 虽然“生态城市”也承认城市的资源和能源使用效率要远比郊区或乡村高 ， 但其主导思想仍是希望城市可以融入自然 。 在“生态城市”之后 ， “绿色城市”“低碳城市”“景观都市主义”“生态都市主义”等类似的概念不断出现 。然而 ， 这些理论通常存在三个致命的软肋：第一 ， 无法提供与其批判内容相对应的解决方案；第二 ， 任何利用自然力量来解决城市问题的方法均需要付出占用更多自然空间的代价；第三 ， 缺少具有说服力的实践案例支撑 。以“生态城市”为例 ， 首先 ， “生态城市”的12项原则只是一些局部的改善和仅存于设想中的对策 ， 仍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城市与生态系统间的冲突和矛盾；其次 ， 这种过分依赖自然力的“生态城市”由于占用了更多的空间 ， 实际上对生态系统的破坏更大；最后 ， “生态城市”好像举不出太多被实践证明成功的案例 。 从阿布扎比的马斯达 ， 到上海崇明岛上的东滩 ， 理念可以很完美 ， 规划设计也可以很酷炫 ， 但建设工程的停滞和项目流产反而证明了“生态城市”的理论是无法普遍付诸实践的 。那么怎样才有可能破解城市与生态系统的矛盾？其实答案很简单 ， 就在城市本身 ， 或者说城市的发明和发展虽然在主观上是为了追求效率 ， 但在客观上却形成了有利于生态系统稳定的模式 。 在城市人口规模一定的前提下 ， 相较于“生态城市”所提倡的低密度、富绿色的空间模式 ， 其实圣吉米尼亚诺（San Gimignano）那样的中世纪欧洲城镇和纽约等现代大都会才是更加“生态”的聚居模式 。 格莱泽的《城市的胜利》、陆铭的《大国大城》都在试图证明这一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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