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就|六年家庭主妇之后,我如何重回职场发展道路?( 二 )


家政实际上是培养女性领导力得天独厚的实验室 。
做了母亲 , 带了孩子 , 自然而然会变成一个管理时间的专家 , 在同一时间可以做很多事 。 也会成为内部矛盾和外部冲突的调解员和谈判员 。 出于爱护下一代的天性 , 女性还会走一步看三步 , 被迫考虑各种风险因素 , 通过思考、比较、决策来管控风险、排除风险 。
女性在处理家政和教育孩子的过程中 , 练出来的沟通力、协调力、调节和谈判力、风险管控力 , 都可以成功引入职场和公益事业 , 也都是领导力的关键因素 。
“女性能顶‘大’半边天”
“妇女能顶半边天”这个口号 , 自五十年代就流传大江南北 , 我自己的成长经历得出的结论是:女性能顶“大”半边天 。
我从小由外婆和母亲抚养长大 , 十六岁 , 独自去北京上大学 。 二十岁 , 我从北大出国留学 。 由于环境的耳濡目染 , 再加上自己的成长经历 , 我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是女性 , 而觉得身段矮一点儿或声音弱一点儿 。
2006年 , 我应邀成为国际法律发展组织常驻澳大利亚负责亚太工作的首席代表 , 同时也是这个国际组织高层管理委员会的第一位女性 。
有一次开会 , 我作为亚太代表 , 直率但又平和地对亚太项目预算表示不同看法时 , 有位男士很认真地插话说:“在中国 , 女性可以这样直截了当吗?”我不假思索地说:“我在新中国长大 , 在那里 , 妇女能顶半边天 。 ”他们觉得这个说法很新鲜 , 也开始习惯了我的直率 。
这件小事之后 , 我和这些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男同事们 , 合作地更融洽了 。
造就|六年家庭主妇之后,我如何重回职场发展道路?
本文插图

成为国际法律发展组织常驻澳大利亚负责亚太工作的首席代表 , 也是高层管理的唯一女性
我注意到 , 他们每个人的助理都是女性 , 这些女士帮他们接电话、打印文件、处理公务 , 有的还帮他们做咖啡、倒咖啡 , 他们彼此都很习惯 。
我们一起开会时 , 我会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警告他们 , “别指望我给你们做咖啡 , 也别让我看到女助理给你们倒咖啡 。 ”时间长了 , 我反而看到这些同事变了 , 有时他们拿着咖啡来开会 , 还会指着手中的杯子 , 得意地告诉我 , “这个是我自己做的!”
从世界范围讲 , 女权运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但这期间要小心两个误区:
一是妇女解放运动促使妇女本人和社会对妇女职业成功的期望大大提高 , 同时也导致妇女本人和社会对妇女在家相夫教子的价值进一步贬低 , 长期下去其实不利于社会健康和谐的持续发展 。 女性在孩子幼小的几年 , 如果有条件在家相夫教子 , 可能会减少很多社会问题 , 关键是社会是否关注和承认这个价值 。
另一个误区是 , 妇女解放运动经常偏重数量的变化 , 而不是质量的变化 。 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 不管是在政府、企业还是事业、公益单位 , 最高决策机构里女性还是占绝对少数的席位 。 目前 , 北欧一些国家正在改变这个现象 。
“考虑再三 , 我勇敢地在家庭和事业中做出选择”
年过半百 , 回头看自己的人生 , 有成绩也有遗憾 。
比如小学五年级时 , 我被一所艺校选中 , 但外婆和母亲就是不让我去 , 说“将来做戏子可不行” 。 那应该是七十年代常有的偏见 , 我大哭一场 。
1981年高考 , 我的志愿是北京广播学院 , 然而校长得知我的高考分数后 , 私自把我的志愿改成了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 , 因为一流大学的录取可以为中学争光 。 我收到北大的录取通知书时 , 心中一片茫然 。
这两次的失望 , 也就罢了 , 因为我还未成年 , 只能随从大人的意愿 。
读大学后 , 我开始走自己的路 。 即将毕业前 , 我做了我人生中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决定 , 放弃在北大留校读研深造的机会 , 和比我高两届的北大校友一起出国留学 。 父母都觉得我太年轻 , 放弃北大的机会太可惜 。 到今天为止 , 我和这位校友一起走过了近三十五个年头 , 也有两个长大成人的孩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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