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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坤：明清中国社会对欧洲商品不感兴趣吗( 二 )


晚明著名文人冒襄曾用意大利传教士毕方济赠送的西洋布为爱妾董小宛做成轻衫 ， “薄如蝉纱 ， 洁比雪艳” ， “不减张丽华桂宫霓裳” ， (34)穿它登山游玩时引起轰动 。 清初还有用哆罗呢制成的鹌鹑袋 ， 刘廷矶(约1654-?)称：“近今惟尚斗鹌鹑 ， 鹌鹑口袋有用旧锦蟒缎、妆花刻丝猩毡、哆罗呢 。 ”(35)《红楼梦》中的一众姐妹多次穿戴欧洲织物 ， 如第40回贾府准备吃饭时 ， 凤姐手里拿着“西洋布手巾” 。 第49回 ， 下雪天李纨穿着一件“青哆罗呢对襟褂子” 。 第51回袭人准备回家 ， 凤姐见袭人的包袱“只得一个弹墨花绫水红绸里的夹包袱 ， 里面只包着两件半旧棉袄与皮褂” ， 怕丢了贾府脸面 ， 于是“命平儿把一个玉色绸里的哆罗呢的包袱拿出来 ， 又命包上一件雪褂子” ， 给了袭人；这一回还提到 ， 大雪时其他人穿的“不是猩猩毡就是羽缎羽纱的 ， 十来件大红衣裳 ， 映着大雪好不整齐” ， 就只邢岫烟“穿着那件旧毡斗篷” ， 因此平儿自作主张 ， 将凤姐的一件大红羽纱送给了邢岫烟 。 第105回贾府被抄家 ， 搜出哔叽、天鹅绒等欧洲纺织品 。 《蜃楼志全传》中粤海关监督赫老爷被抄家 ， 搜出的欧洲纺织品包括大红、大青、元青哆罗呢各八百板 ， 大红、大青、元青哔吱各四百板 。 (36)1799年和珅被抄家时也搜出大量欧洲纺织品 ， 包括五色大呢八百板、鸳鸯呢一百五十板、五色羽毛六百板、五色哗叽二百板 。 (37)以上例子表明 ， 早在18世纪末之前 ， 欧洲纺织品就已经流行于中国上层社会 。二、文化中心主义与“明清社会对欧洲商品不感兴趣”明清时期中欧之间不仅存在贸易联系 ， 也进行着文化交流 。 明清中国社会对欧洲商品的态度 ， 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 。 欧洲人对明清中国的看法 ， 受欧洲中心论影响 。 中国传统文化和欧洲中心论 ， 在看待外国事物时都存在文化中心主义倾向 。 文化中心主义强调自我和贬低他者的特点 ， 也推动了“明清社会对欧洲商品不感兴趣”这一看法的流行 。(一)中国的文化中心主义与“明清社会对欧洲商品不感兴趣”清政府利用一口通商的广州体制限制百姓与欧洲人接触 ， 这是基于统治利益的考虑 ， 但还有一种观点认为 ， 中国社会出现的对欧洲事物的贬低和排斥也是与高度的文化优越感联系在一起的 。 美国汉学大家费正清认为 ， 与同时代欧洲的民族主义一样 ， 明清中国也宣扬本民族的特殊与优越 ， 不同的是 ， 欧洲的民族主义是竞争精神和危机感的一种表现 ， 中国的民族主义则是一种“文化中心主义” ， 中国从未感到在文化上低人一等 ， 即使在军事上弱于“化外之民” ， 中国也是作为一个“天朝上国”作出反应 。 (38)马戛尔尼使团副使斯当东在访华日记中写道 ， 中国一向自认为是“天府之国” ， 可以不需要对外贸易而自给自足 ， 中国同任何外国的贸易 ， 绝不承认是互利 ， 而只是由于外国人需要中国产品 ， 是中国对外国的特别恩赐 。 (39)国内很多文献也认为 ， 明清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的文化与社会排斥和贬低西方器物的态度紧密相关 。 这类文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 第一 ， 利用明清一些著名人士排斥和贬低欧洲先进技术和器物的言论说明中国文化的自大保守 ， 或用中国文化自大保守的一面解释这些人对欧洲事物不屑的态度 。 如明末士大夫许大受攻击天主教和耶稣会士的文章《九闢夷技不足尚 ， 夷货不足贪 ， 夷占不足信》 ， (40)便被国内学者频繁引用说明中国士大夫阶层对待欧洲事物的保守心态 。 (41)第二 ， 受相关历史言论影响 ， 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保守一面的强调 ， 有学者认为 ， 虽然从明末开始大量西器进入中国 ， 但最终中国传统文化限制了明清之际东渐的西器在中国社会的传播和影响 。 (42)但是 ， 鸦片战争前 ， 贬低欧洲技术和器物只是明清社会看待欧洲事物的其中一个态度 。 明末徐光启(1562-1633)对欧洲文化、技术和器物推崇有加 。 对耶稣会士带来的西学 ， 徐光启提出“欲求超胜 ， 必须会通” ， (43)试图用西学挽救陷于内忧外患的明朝 。 林则徐、魏源在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面前发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唤 ， 与徐光启以西学经世致用、富国强兵的主张一脉相承 。 (44)明清开明之士认识到中国文明之外 ， 还存在欧洲这样与之媲美的文明 。 在李之藻(1565-1630)眼里 ， 欧洲“窥天窥日之器种种精绝 ， 即使郭守敬诸人而在 ， 未或测其皮肤” ， “想在彼国亦有圣作明述 ， 别自成家” 。 (45)清代赵翼(1727-1814)在《初用眼镜》一诗中描写晚年嗜用眼镜之由以及眼镜之神效 ， 感叹“始识创物智 ， 不尽出华夏”；(46)在天主教堂欣赏了西洋音乐后 ， 感叹“始知天地大 ， 到处有开辟 。 人巧诚太纷 ， 世眼休自窄”；(47)论及钟表和欧洲历法时 ， 又提出“天地之大 ， 到处有开创之圣人 ， 固不仅羲、轩、巢、燧已也 。 ”(48)19世纪上半叶之前 ， 中国士大夫对欧洲器物的看法始终是多样化的 。 明清时期西方器物常被认为“奇”、“巧” ， 如乾嘉学派大师俞正燮(1775-1840)在《天主教论》一文中评价欧洲器物：“洋人巧器 ， 亦呼为鬼工 ， 而罗刹安之 。 其自言知识在脑不在心 。 盖为人穷工极巧 ， 而心窍不开 。 ”(49)显然 ， 在俞正燮眼里西方器物不过是奇技淫巧 ， “鬼工”之喻也反映出他对西方器物的蔑视 。 但在阮元(1764-1849)眼里 ， 西方器物之“巧”是“智”的表现 ， 他的诗《大西洋铜灯》写道：“泰西之人智 ， 制器巧且精 。 钟表最利用 ， 其次铜灯檠 。 ”(50)清代有一种看法认为欧洲产品是无用之物 。 萧令裕(1789-?)便称中欧贸易是“以茶叶、大黄易呢羽、钟表无用之物” 。 (51)但也有证据表明 ， 明清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了解欧洲产品的实用性能 ， 欧洲产品绝非无用之物 。 明代钱谦益(1582-1664)夸赞西洋玻璃眼镜“能使老眼回少年” 。 (52)被誉为“清初八旗第一才女”的高景芳有诗称赞鼻烟的功效：“西洋药妙巧 ， 透鼻先熏脑 。 略吸窍齐通 ， 味辛能去风 。 腻香匀玉屑 ， 小盖和铫揭 。 一寸琢玻璃 ， 随身便取携 。 ”(53)纳兰性德(1655-1685)有赋盛赞自鸣钟的用途：“于是深宫听之 ， 不失九重之宵旰；在位闻之 ， 毋愆百职之居诸 。 纵令雨晦风潇 ， 而惜阴之士自识晨昏而运甓；即使终霾且曀 ， 而刺绣之姬应知中昃而添丝 。 或处深山幽谷之中 ， 若聆音而起 ， 当弗昧于茅索绹之候；或居修竹长林之内 ， 若辨响而兴 ， 亦勿迷弋凫与雁之期矣 。 ”(54)在纳兰性德笔下 ， 各行各业都因自鸣钟受益 ， 它能帮助——皇上按时处理政事 ， 官员按时工作 ， 惜阴之士抓紧时间学习 ， 刺绣女工准确添丝 ， 农户按时农作 ， 猎手成功狩猎 。还有清代文学作品涉及中西产品之比较 ， 承认西方产品的实用性 ， 拥有中国产品没有的优点 ， 反映中国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对欧洲商品的认可 。 《红楼梦》第45回 ， 曹雪芹借林黛玉之言比较了欧洲的玻璃绣球灯和中国的明瓦灯 ， 两者都能在雨里点 ， 但前者更亮 。 林苏门认为玻璃窗虽然“不隔人目” ， 但“风寒不透” ， 而且相比窗纸和窗纱 ， 能增加室内采光效果：“碧纱隐约护窗棂 ， 中嵌玻璃望更明 。 冰玉一方秋月炯 ， 相看内外总澄清 。 ”?(55)阮元使用欧洲铜灯后 ， 觉得其良好的效果“非笔舌所能述也” ， 从此“十余年不用烛矣” 。 ?(56)赵慎畛(1761-1825)称中国传统计时工具在冬天时会“因冬水冻 ， 漏不下” ， “故需火炊水沸以沃之也” ， 西洋表则“冬寒不冻” ， “其法为更精耳” 。 (57)明清时期大量欧洲商品的流入也对上层社会的卧室风格造成了影响 。 宝玉居住的怡红院 ， 有来自欧洲的穿衣镜、自鸣钟、自行船、油画、玻璃窗等陈设装饰 ， 弥漫着浓厚的欧洲情调 。 宝玉使用玻璃穿衣镜、自鸣钟等欧洲产品 ， 而不是中国传统的铜镜和计时工具 ， 这种替代现象表明 ， 在一些富贵之家反倒是中国器物被束之高阁 ， 成为无用之物 。 宝玉的例子也说明 ， 早在18世纪 ， 欧洲器物就对中国的物质文化和日常消费造成了一定的改造性影响 。(二)欧洲中心论与“明清社会对欧洲商品不感兴趣”与中国社会存在的文化中心主义一样 ， 欧洲中心论认为欧洲具有不同于其他地区和民族的特殊性和优越性 。 欧洲中心论在19世纪得以发展和盛行 ， 这正是欧洲确定全球霸主地位的时期 。 布劳特提出 ， 欧洲中心论者的信仰是 ， 欧洲文明具有某种独特的历史优越性 ， 某种种族的、文化的、环境的、心灵上的或精神上的特征 。 一般而言 ， 欧洲中心论涵盖了所有认为欧洲人在过去和现在都比非欧洲人优越的观点 。 (58)从15世纪开始 ， 欧洲积极寻求海外财富和商品 ， 开拓殖民地和市场 ， 探索新世界 ， 中国对此茫然无知 。 欧洲各国竞相与中国贸易 ， 中国却表现被动 ， 被认为在与欧洲交往时显示出一种“与好奇的、充满欲望的、生气勃勃的欧洲心态相反的中国心态” ， 彭慕兰对此提出批判 ， 事实上明清中国上层社会对来自亚洲和欧洲的商品很感兴趣 。 (59)中国社会在消费领域同样存在强烈的获得欲望 ， 认为与欧洲社会对舶来品浓厚的消费欲望相比 ， 明清中国社会对外国商品不感兴趣的观点是一种基于欧洲中心论的错误看法 。将18世纪的消费与工业化联系在一起的学术思潮(60)进一步贬低了明清消费 。 但是 ， 通过比较19世纪中欧的发展差距 ， 得出欧洲的独特性 ， 进而认为18世纪的欧洲在消费领域的独特和优秀 ， 这无疑受到历史发展的结果影响 ， 是一种“以成败论英雄”的推论 。 (61)事实上 ， 历史上欧洲人对中国消费文化的看法存在一个转变 ， 转变的原因即欧洲中心论的盛行 。 1872年来华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特性》一书中提出 ， 中国“一方面接受西方新鲜事物的欲望极其之小 ， 另一方面又根本没有放弃老传统的勇气”；(62)但在两百多年前的明末 ， 另一位传教士利玛窦评价中国人对外国实用物品和技术的态度：“一旦发现外国的质量更好 ， 就喜欢外来的东西甚于自己的东西” ， (63)这与欧洲消费舶来品的积极态度相似 。 可见 ， 19世纪的一些欧洲人只看到中欧之间存在巨大差异 ， 17和18世纪来华的欧洲人却发现中欧在物质和消费文化方面拥有许多相似之处 ， 他们被中欧之间的相同而不是不同震惊 。 (64)这说明进入19世纪后 ， 由于西方崛起和欧洲中心论的出现 ， 西方的中国形象由正面转向负面 ， 部分西方知识分子认为欧洲文明大大优于中国文明 ， 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产生误区 ， 贬低中国文化的价值 ， 制造中国文化停滞的形象(65)——总之 ， 强调中欧之间的差异 。近年来消费研究的全球史转向试图超越欧洲中心论的偏见 ， 一些西方学者对16-18世纪中国社会的消费文化持积极看法 。 柯律阁对晚明物质和消费文化的研究认为 ， 晚明中国拥有生机勃勃的消费文化 ， 也具备早期现代性的特征 。 (66)柯律阁还对全球史视野下18世纪消费的相关研究提出批判：“关于中国的消费就仅仅涉及中国 ， 关于英格兰的消费必然涉及全世界” 。 (67)安东尼娅·芬安妮提出 ， 清朝鼎盛时期扬州和中国主要城市表现出非常典型的现代意识 ， 即参与全球时尚潮流 ， 市民积极模仿其他地区的风格 ， 竞相发展与众不同的时尚 ， 最新潮的商品被格外追捧 。 (68)韩书瑞提出 ， 18世纪中国的物质文化和生活方式受到欧洲商品影响 ， 在广州的商店可以买到许多西式的物品 。 (69)可见 ， 18世纪中国社会的消费 ， 并不仅仅只涉及中国产品 ， 也受全球影响 ， 而且 ， 也并不像约翰·威尔斯形容的那样 ， 在17和18世纪 ， 欧洲是消费者 ， 中国仅仅是为欧洲提供消费品的生产者 ， (70)事实上 ， 18世纪的中国也是全球各地产品的消费者 。三、余论本文在彭慕兰等学者的研究基础上 ， 梳理出支持“明清社会对欧洲商品不感兴趣”的五个理由 。 利用“自给自足论”、“明清中国的欧洲商品进口结构”、“文化中心主义”等理由来印证明清社会对欧洲商品不感兴趣 ， 是一种整体的、宏观的分析 ， 缺乏微观和日常生活的视角 。 判断对欧洲商品是否感兴趣 ， 归根结底要深入到大众琐细、真实的日常生活和日常消费中去 ， 在大众的日常生活和消费情境中寻找欧洲商品 ， 进而判断他们对欧洲商品的态度 。 利用明清史料和文学资料 ， 本文寻找到了鸦片战争前中国上层社会在日常生活中追捧和消费欧洲商品的大量例子 ， 认为明清社会对欧洲商品不感兴趣的看法是片面的 。 事实上 ， 正因为有一个上层群体在日常生活中追捧和消费欧洲商品 ， 欧洲商品才更容易招到保守主义者攻击 。鸦片战争前 ， 明清中国不断增长的欧洲商品进口价值也反映出上层社会对欧洲商品日益浓厚的兴趣 。 不过 ， 鸦片战争前中国的欧洲商品价格昂贵 ， 是以奢侈品面貌出现的 ， 主要流行于上层社会 ， 大众购买力有限 ， 明清社会没有能力实现欧洲奢侈品大众化 ， 中国的欧洲商品市场虽有发展但仍较为局限 ， 因而欧洲商品进口价值远低于白银进口价值 ， 一口通商的广州体制已能满足上层社会的欧洲商品需求 。 这说明 ， 鸦片战争前明清社会并非对欧洲商品不感兴趣 ， 而是在欧洲奢侈品大众化方面失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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