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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理论只是一种思维游戏，不值得被信仰

在1976年以前的中国 ， 思想理论的威力被喻为“精神原子弹” ， 其地位可想而知 。 即使在今天 ， 理论对一般人的诱惑也是明显的 ， 它突出表现为效果立竿见影：只要掌握它 ， 思维马上变得简明、锐利 ， 面对现实问题犹如庖丁解牛 ， 几可势如破竹 。 而它的副作用却是隐蔽的 ， 难以为一般人所察知：当你“掌握”理论时 ， 理论其实也掌握了你 ， 限制了你的思维 ， 使你无法顾及其他方向；同时 ， 它会迷惑你 ， 让你沿着它指引的方向进行逻辑上的“裸跳” 。迄今为止 ， 人类社会的几种主要理论 ， 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自由主义 ， 在实践中都曾反复遭到挫折 ， 但在逻辑上却始终能做到自洽——经历挫折后 ， 理论体系通过修正、调整 ， 仍然可以回到自洽状态 。 这也是左右各种理论两百多年来争论不休 ， 却各自都能保持观念自信的原因 。这种挫折和自洽恰恰说明：1 ， 对同一世界、同一现象 ， 可以有从不同观点出发的多种解读；不同解读导致的不同结论和推论 ， 在观念逻辑上都可以成立 。 2 ， 理论只是对已发生的事实、现象的一种解释 ， 它的适用范围是时间上已发生的“此岸”；当它面对未发生的“彼岸”时 ， 其结果是不确定 。人类的认识活动是从已发生的现象中提炼出规律 ， 而人类历史最精彩而又令人迷惑的特征是：它可以不遵循此前表现的规律性 ， 而展现出新的规律和特征 。 对于人类的主观理性来说 ， 客观世界就像一个挂满帷幕的舞台 ， 台下的你 ， 现在只能看到帷幕已拉开的部分 ， 剩下部分只能等待帷幕的进一步拉开 。 所以 ， 从各种理论导出的关于未来的推论 ， 其准确程度并不比扔骰子更高 。 否则 ， 各种理论就不会两百年来交锋不断；否则 ， 人类社会早就预言家满天飞 ， 随便某个理论的学徒 ， 都可以充当预言大师了 。 事实上 ， 从理论出发的预言 ， 其准确性普遍不及从经验出发的判断 ， 因为后者跨越的逻辑链条更短 。 所以 ， 在实践中更具权威的 ， 总是经验人士而非理论人士 。 恐怕没有人否认 ， 拿破仑比克劳塞维茨更懂得战争 ， 更能判断一场战事的走向；或者说 ， 更能诊断中国经济的 ， 是刘鹤而非林毅夫 。因此 ， 没必要对某种理论过于迷信 ， 说到底 ， 它不过是一种观念的自洽游戏而已 。 思想者通过理论的自洽 ， 可获得一种“念头通达”的精神满足 ， 由此很易产生一种“一切尽在掌握中”的错觉 。 就像1976年以前的中国 ， 马克思主义理论被描述为无所不能的“手术刀”“显微镜”一样 ， 现在的自由主义也被一些人当成这样的宝贝 。 事实上 ， 越彻底的理论越不靠谱 ， 越宏大的预言越易破碎 。 近代以来 ， 理论上最经典的预言 ， 一个是马克思主义所预言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解决它自身的危机” ， 另一个是哈耶克时代的自由主义者所预言的“社会主义国家解决不了计划经济的弊端”——这些都是从对已发生的“此岸”事实之解释中得出的结论 ， 而随着历史由“此岸”延伸到“彼岸” ， 这些结论都像泡沫一样纷纷破灭 。 几年前被一些人津津乐道的“互联网时代无法进行舆论管控”的说法 ， 现在还站得住脚吗？这些从“一般意义”出发的预言如果成立 ， 那么一切的社会改革或改良 ， 就都没有存身之地了 。 在观念世界中 ， 对“已发生”的解释最终被自洽为一条逻辑直线；而经验世界只要发生一个波折 ， 所有的解释就都要打散重来 。 现实世界的真实逻辑隐藏在未发生的“彼岸”之中（如果这种逻辑存在的话） ， 那是人类的理性无法企及之地 。那么 ， 如何理解我们耳熟能详的所谓“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在很大程度上 ， 这其实是观念掌握群众后 ， 成为一种物质力量 ， 从而对现实产生作用 ， 使其发生了一种朝向理论描述方向的变化 。 例如中国革命的成功 ， 以前很多人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 ， 证明了该理论的正确性 ， 但其实只是理论动员了民众 ， 获得阶段性的胜利 ， 而当历史再往前走几步时 ， 结果又不一样；又如苏联解体 ， 同样有很多人说是自由主义的胜利 ， 甚至有人说“历史已经被终结” ， 但今天回过头来看 ， 到底有没有被终结呢？还有一个经典例子是俄罗斯的“休克疗法” ， 从效果看 ， 这是一个失败的例子 ， 但同样从反面证明了 ， 所谓“理论指导实践” ， 其实就是理论通过影响人的行为来影响现实 。说这么多是试图说明 ， 理论只对“已发生”的解释有用；对于“未发生” ， 从根本而言那不是理论可以适应的领域 。 只不过人类思维有其自身的固定特性 ， 那就是习惯于“从特殊（已发生）到一般（抽象结论） ， 再从一般到特殊（包括未发生）” 。 这种特性是由“观念支配行为”这一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性决定的 。 所以 ， 人类由“已发生”推测“未发生”的过程永远不会停止 ， 不管是从理论出发还是从经验出发 。 关键是要对“理性有限”保持足够清醒 ， 对理性膨胀保持足够警觉 。 概率论的方法之所以能逐渐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主流 ， 正反映了这种趋势：决定性现象的发生所需要的确定条件 ， 只有在自然科学领域才能得到满足；在社会科学领域 ， 理论者自己先须明确 ， 所得结论不过是一种概率 ， 就像扔骰子一样 ， 具有偶然性 。 恐怕任何有着观念或逻辑偏好的人 ， 都不会喜欢概率——它太缺乏理论的线性建构所必须的确定性了 。 但是没办法 ， 只要面对的是“未发生” ， 谁都无法回避概率 。人类的历史和认识发展到今天 ， 应该对自身的局限性已有明确认知：上帝已死（这里的上帝与尼采的不同 ， 它是指思想者而非信仰者的上帝） ， 理论时代终结了；对思想理论的建构 ， 不再是一种“指引人类前行”的崇高事业 ， 而只是一种解释曾经过往的思维游戏 。 实际上 ， 在人类历史上 ， 理论建构的繁盛在东西方都并非常态 ， 它主要发生在两千多年前的轴心时代和两百多年前的启蒙时代(马克思、尼采、密尔 ， 都只是启蒙时代的余波；进入20世纪后 ， 则只剩几朵浪花） 。 其他大多数时候 ， 理论建构都只是冷门甚至异端 。 今天的它 ， 当然不会再被视为异端 ， 而只是被“祛魅” ， 回归其本来 。当然 ， 如前所述 ， 理论还有着另一种功用 ， 那就是马列主义者一再坚称的“阶级斗争的工具” 。 换言之 ， 理论服务于一定的利益立场 ， 其作用是将相同立场的人聚集起来 ， 统一思想、目标和行动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当理论被很多人信仰时 ， 它是一种可以改变现实的强大武器 。 但是 ， 随着理论“指引人类前行”的光环被祛魅 ， 信仰它的人必然程度越来越低 ， 范围越来越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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