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少年杀人案民事赔偿128万 “隐秘的角落”如何照亮？( 三 )

　　这起家庭猥亵案发生在浙江某县某村，村妇女主任将兰兰的举报上报给县妇联，妇联从县直接报给了杭州市检察院，证据被迅速固定，猥亵者很快被法律制裁。兰兰得到司法救助，检察机关第一时间拿到第一手证据，首先得益于不久前，最高检等九部门联合试行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

　　杭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副主任徐萍：强制报告制度试行以来，报告的责任主体最多的是我们的医疗部门。医疗等部门在发现这样的一些未成年人，可能遭受侵害或者疑似遭受侵害的情况时，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那么同步也向检察机关报备。

　　简言之，任何人和责任主体，只要发现未成年人遭到性侵、虐待、拐卖等9类侵害或疑似侵害的法定情形，就要及时向公安机关履行报案或举报职责。事实上，该项制度在被最高检等部门推向全国前，杭州市萧山区2018年4月已率先推行了该制度。

　　杭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副主任徐萍：萧山区检察院在办理一起性侵女童的个案当中发现，前面两家医院，都没有及时把孩子的异常伤情，进行一个告知，在将孩子送往第三家医院进行救治的时候，我们的医护人员发现孩子的伤情异常。那么随即通过拨打电话报警，发现了这样一起隐案，从个案得到这样一个启发，说他们希望能够建立起这样一项强制报告机制。

----【】大连少年杀人案民事赔偿128万 “隐秘的角落”如何照亮？//----

　　徐萍所说的隐案即性侵猥亵、虐待等侵害未成年人的行为具有隐蔽性，兰兰一案属于熟人作案的典型隐案。有数据统计，熟人作案占比70%以上，亲情、伦理、生活保障等因素都能成为报警维权的障碍。

　　隐蔽性的另一层含义即，因证据不全、保护未成年人意识不强等因素，行政机构等责任主体存在不予受理和报告现象。强制报告制度正是为了解决未成年人被侵害后发现难、预防难、取证难而加重侵害的问题。另一方面，如何积极开拓更多渠道，让更多人以更主动的姿态加入报告行列，决定着强制报告制度发挥作用的广度和深度。

　　蚂蚁集团天枢安全实验室专家王群：传统的像是在12309的检察网，以及12309的电话一个投诉举报，对于民众来说的话，这个参与度是比较低的。其实就算是群众是有相应的线索，他也觉得可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顾虑所导致的，我不进行举报了。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检察部门的话，相对来说接收线索是比较滞后的，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是想做中间的一个桥梁。

　　王群曾在检察系统工作8年，熟知证据收集之难，在他看来，强制报告制度要打消公众因报告泄露隐私而可能被打击报复的顾虑。徐萍及同事则在试图解决线索源于公安单一渠道的问题。

　　杭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副主任徐萍：杭州是一个互联网高地，我们在进一步深化强制报告制度的同时，也考虑到了是不是能够以这个科技赋能的形式，能够助力我们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我们是想进一步拓展我们检察监督渠道，能不能有一个全民参与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也考虑到，我们支付宝的用户黏性比较大，另外一个用户的覆盖面也比较广。

　　今年1月，杭州市检察院与支付宝安全中心，正式发布“检察监督线索举报—杭州”小程序未成年人保护专栏，兰兰一案中的县妇联，正是在媒体和系统内部宣传下得知该程序，通过文字、视频、定位等实时上报案件，并直达杭州市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