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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ray|说古｜晋朝的“废钱”之争

Array|说古｜晋朝的“废钱”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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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忠海
在金融和货币政策方面西晋和东晋都显得有些特别 ， 它们建立政权后并没有推出新的、统一的货币 ， 仍使用前代发行的各种“旧钱” ， 甚至还提出过“废钱”之议 ， 这样做仅仅是因为统治者不懂金融或者“太懒”吗？
不铸新钱
在中国古代 ， 一个新王朝建立后往往会重新整合各项政策、律令 ， 无论政治、军事还是经济 ， 都会在汲取前代衰亡教训的基础上进行重新调整 。具体到金融方面 ， 各个新的王朝一般也会推出自己的政策 ， 包括统一货币体系、设计或铸造“新钱”以代替旧有货币等 ， 这不仅是新王朝权威的体现 ， 更有利于建立统一的经济秩序 ， 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 。
但晋朝有些特殊 ， 无论西晋还是东晋 ， 都没有这方面的措施 。《晋书·食货志》称“魏明帝乃更立五铢钱 ， 至晋用之 ， 不闻有所改创” ， 还称“晋自中原丧乱 ， 元帝过江 ， 用孙氏旧钱 ， 轻重杂行” ， 此外 ， 《通典》也说东晋“用孙氏赤乌旧钱” 。也就是说 ， 西晋建立后主要使用的货币是曹魏时期及之前的五铢钱 ， 东晋南渡后则主要使用“孙氏旧钱” ， 即孙吴时期铸制的钱币 。
不仅史书记载如此 ， 从考古发现看也大体是这样的 。经过对两晋时期众多墓葬出土钱币情况进行的统计 ， 可以发现这些钱币中最早的有春秋战国时期的刀币等 ， 但总量不多 ， 最多的是汉代的五铢钱以及王莽时期、三国时期在五铢钱基础上发行的货币 ， 这一部分大约能占到出土的同期钱币总量的95%以上 ， 而晋朝发行的“新钱”则几乎没有 。
在文学作品中时常提到两晋时期的钱币 ， 唐代诗人王建有诗：“素奈花开西子面 ， 绿榆枝散沈郎钱 。”李贺也写过“榆荚相催不知数 ， 沈郎青钱夹城路” ， 还有李商隐写的“谢家轻絮沈郎钱” ， 说的都是“沈郎钱” ， 一般认为这是东晋大将军王敦手下参军沈充所铸的钱币 ， 这种钱币考古发现较少 ， 且主要集中于江浙一带 ， 说明这并不是官方发行的全面流通货币 ， 而属于地方势力的私铸 。“沈郎钱”之所以被后代诗人们频频提及 ， 主要因为这种钱币又轻又小 ， 使它成了众人揶揄的对象 。
从总体上看 ， 两晋官方没有推出统一的、流通全国的新货币 ， 商品交换所依靠的主要是汉代以来各个时期发行的“旧钱” 。从现代金融的视角看 ， 铸币权不仅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 ， 还可以借此获得收益 ， 即铸币税 ， 两晋的统治者是出于怎样的考虑主动放弃了这些呢？
一种流行的看法是 ， 晋朝的初建者晋武帝司马炎平吴之后“耽于声色 ， 意志消沉” ， 缺乏雄才大略 ， 安于“率循旧章” ， 很多政策都沿袭曹魏旧制 ， 加上当时商品经济并不发达 ， 社会上对发行新的货币没有迫切需求 ， 所以“终晋一代没有铸造过铜钱” 。
金融混乱
然而 ， 由此带来的弊端又是显而易见的 。“旧钱”铸造于不同时期 ， 品目繁多 ， 并不统一 ， 给交换带来了麻烦 。更为重要的是 ， 汉代推行五铢钱时 ， 其价值本来体现在自身的重量上 ， “五铢”既是重量也是它的“面值” ， 但在此后的战乱时代 ， 以蜀汉、孙吴为代表的割据政权出于化解经济危机的需要 ， 陆续推出了许多“面值”与重量不相匹配的钱币 ， 如蜀汉的“直百五铢”及孙吴的“大泉五百”、“大泉当千”等 ， 这类货币上铸着官方规定的“面值” ， 在当时也是以所标示的面值来使用的 ， 如“直百五铢”就是1枚当100枚铜钱花 ， 而“大泉当千”是1枚当1000枚铜钱花 ， 这些都是通货膨胀的结果 ， 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金融现象 ， 这些名实不符的“大钱”进入晋朝后该怎么处理呢？
显然 ， 按照它们所标示的“面值”来流通是不合理的 ， 百姓也不会接受 ， 如“大泉当千” ， 尽管铸造时它比五铢钱又大又重 ， 但尚不至于比五铢钱重1000倍 ， 经过对考古发现进行统计分析 ， 1枚“大泉当千”约相当于7枚五铢钱 ， 站在公平的立场 ， 晋朝流行的“大泉当千”既不能当1000枚五铢钱使用 ， 也不应该只当1枚铜钱使用 ， 合理的“比价” 应该相当于7枚五铢钱 ， 也就是不按“面值”而按其实际重量进行交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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