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病是种社会“压力测试”｜专访《人类大瘟疫》作者霍尼斯鲍姆( 六 ) 采写|||新京报记者|徐学勤新冠肺炎疫情

流行病是种社会“压力测试”｜专访《人类大瘟疫》作者霍尼斯鲍姆。

霍尼斯鲍姆：这是一个困难的平衡。在新冠病毒流行之前，很少有西方民主国家的领导人认为，有可能在不引发抗议和广泛的公民不服从的情况下，强迫其人民遵守隔离措施或对行动自由施加限制。他们也很难相信，人们可以被成功地说服待在家里，自愿采取隔离措施。这也是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最初声称采取“群体免疫”的部分原因。此外，英国长期以来是一个海上贸易国，其首要任务始终是保持货物和利润的流动，即使在19世纪霍乱和瘟疫暴发期间也是如此。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一个令人惊讶的现象是，一旦某些措施的合理性得到确认，有很多人愿意中止他们的自由，采取社会隔离措施和卫生措施，例如经常洗手、在公共场所保持2米的社交距离。然而，为了让这些措施得到广泛遵守，公共卫生信息必须是一致的，并以科学为依据。如果不是这样，结果就会很混乱。此外，在西方国家，总有一小部分人因为经济或意识形态原因拒绝遵守社交距离，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持有极端的自由主义观点，也可能是因为他们不信任科学或赞同阴谋论，将社会隔离措施视为“奴役”他们、剥夺他们自由的阴谋。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记住，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市场经济体制下，有时需要出让我们的经济自由，以维护生命和道德的神圣性。然而总会有例外，一个很好的例子是“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抗议活动，成千上万的人走上明尼阿波利斯、纽约和伦敦的街头，抗议一名手无寸铁的黑人乔治·弗洛伊德被杀。尽管参与这些抗议活动有感染病毒的风险，政客们还是容忍了他们，因为他们的行动被广泛认为是对危及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生命的不公正行为的合理回应。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自由——抗议的权利——可以说胜过健康权，尤其是在抗议活动是为了维护社会中弱势群体的生命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