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hen|美国该如何复兴制造业?( 二 )


我们已经看到 , 如此之多的美国公司在拿到纾困资金之后 , 除了回购股票和分红之外却不知如何更好地加以利用 。 这说明 , “市场”并不知道该如何在私营经济部门发现有效益的投资机会(“the market”doesn’t perceive productive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in the private sector) 。 然而 , 实际上美国经济体系中并不缺乏这样的投资机会 。 这就是美国迫切需要改变国有资本缺位状况的原因 。
从接受管理的经济到绿色经济
改变美国的国有资本缺位状况应该与基础设施现代化和现有经济模式向更具韧性的循环经济模式转型同步进行 , 而后两者其实早该启动了 。 根据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的评估 , 更新全国基础设施的资金缺口约为4.5万亿美元 。 2009年《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的发起人声称该经济刺激方案是“及时、目标明确和临时性的” , 那么当下我们所提出的这一新的绿色投资倡议就应该是计划周密、公开透明和永久性的 。 当前的疫情危机已经导致劳动力市场接近崩溃 , 不过这也为推行绿色经济刺激计划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 上世纪大萧条时期政府推动建设胡佛水坝和金门大桥并非毫无目的 , 今天的我们也可以把闲置资源转化为社会所需要的基础设施 。
既然税金和公共债务能够被用来服务于社会 , 那么被用来创造就业机会也是合情合理的 。 然而根据一些贸易规则 , 这样的做法往往会被视为“非法的自利行为”(illegitimate favoritism) 。 为了美国的国家复兴 , 我们可以无视此类规则 。 我们完全可以跟与我们在混合型经济(mixed economy)问题上持有相同观点的欧盟达成新的贸易协议 。 至于在人权、劳工权益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上记录不佳的中国 , 它必须接受补偿性的关税和规则(offsetting tariffs and regulations) 。 例如 , 任何一家总部在美国的公司都不应遵守中国强制性的技术转移规定 , 美国公司这样做将不再被允许 。
【Stephen|美国该如何复兴制造业?】为了在国家层面启动公共投资并推动经济的绿色转型 , 我们还需要让美国的经济政策从那些已被证明错误的经济学思维方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 “效率”(efficiency)是一个人们很喜欢挂在嘴边的词 。 最近随着美国媒体对供应链的脆弱性展开集中讨论 ,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承认“美国太过于关注供应链的效率 , 却忽视了供应链的弹性” , 世贸组织前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最近在经合组织和开放市场研究所主办的一场会议上就做出了这样的表示 。
不过 , “效率”这个概念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 我在1996年出版的《一切待售——市场的好处与局限》(Everything for Sale:The Virtues and Limits of Markets)一书中指出 , “效率”这个概念可以有三种解释:第一种 , 亚当·斯密的“效率” , 这种“效率”建立在供需关系的基础上;第二种 , 凯恩斯的“效率” , 当经济低迷时 , 这种“效率”与亚当·斯密的“效率”概念是相冲突的;第三种 , 熊彼特的“效率” , 他认为从长期角度来看 , 创新才是经济增长动力的来源 。 其实中国在参与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全球竞争时对市场价格信号是完全不予理睬的 , 而美国在二战时期也曾这样做过 。
更进一步来说 , 对“效率”的标准描述通常并没有把错误的市场价格所造成的数万亿美元损失考虑在内 , 气候变化、1929年的大萧条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都是这种情况 。 给“效率”这样下定义的人其实是在假定不存在官员腐败、不存在市场力量、不存在经济力量和制定规则的政治力量之间的反馈闭环 。 因此 , 通常人们在谈论“效率”时 , 他们其实是在削足适履地迎合“弹性”概念 , 这非常可笑 , 而且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 现在是时候放弃这一概念了 。 在大萧条、凯恩斯革命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之后 , 我们当时都以为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 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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