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煮歷史|为何在蒙羞中离去,他究竟是谁?,清末天下第一大富翁

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 , 广东巡抚李士桢颁布公告 , 招募“身家殷实”的商人从事对外贸易 。 李士桢没想到的是这一公告在晚清催生出一位世界首富 。 2001年 , 美国《华尔街日报》评选出了1000年来世界最富有的50个人 , 这位中国商人与比尔盖茨同列 。 1834年 , 他创造的财富多达1872万两 , 相当于现在的50亿人民币 , 当时清政府年财政收入不过4000万两 。 他不仅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最大债权人 , 还在美国投资铁路、证券和保险业务 , 西方学者称其为“天下第一大富翁” 。 这位首富就是伍秉鉴 。 巨大的财富并未带来好运 , 反而使他在蒙羞受辱中去世 , 令世人唏嘘感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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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_清末时期广州十三行
生逢其时经营奇才
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 , 清政府宣布仅保留广州作为对外通商港口 。 闭关锁国政策的实施 , 促使十三行成为对外出口茶叶、丝绸等商品的垄断组织 , 同时 , 提供征税、接待、谈判、采购、销售等一条龙服务 。 十三行并非特指十三家洋行 , “一口通商”实行之初 , 从事外贸的洋行多达26家 , 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 , 商行锐减至4家 , 通常洋行数量维持在十家左右 。 康熙初年 , 伍家先祖由福建定居广州 , 经商维生 。 1783年 , 伍国莹经营的“怡和行” , 被官府指定为十三行之一 。 1801年 , 32岁的伍秉鉴接手“怡和行” , 苦练内功憋大招 , 后来与“同文行”和“广利行”齐名 , 并且取代“同文行”成为十三行的“总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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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_广州十三行商人园宅
贸易顺差时代变革
清朝中期 , 中国在对外贸易中长期顺差 。 《哈佛中国史》指出:“中国茶像野火一般在英国国内市场流行起来 , 从一个不为人知的饮料 , 发展为占19世纪英国家庭平均收入5%的支出 。 ”以东印度公司为例 , 它年均从中国进口700万元商品 , 一半由货物偿付 , 另一半由美洲白银支付 。 19世纪初 , 拉丁美洲独立运动打坏了英国的白银供应链 。 1805年后 , 东印度公司停止向广州输入白银 , 允许散商充任的代理商与中国进行贸易 , 以此弥补日益增长的逆差 。 由于东印度公司占据采购茶叶的垄断地位 , 散商只能用糖、锌等商品进行交易 。 对于中国来言 , 尽管白银是净流入的 , 然而十三行始终处于周转资金不足的困境 。 行商一方面需要先行垫付采购茶叶的货款 , 他们只得以收取东印度公司预付款的方式 , 缓解资金压力 , 另一方面行商为了回笼资金 , 被迫接受东印度公司提供的进口商品 , 这些货物在中国销路不畅 , 进一步影响了行商的清偿能力 。 在购销两方面的挤压下 , 行商对东印度公司愈加依赖 。 1771年到1839年间 , 破产的37家洋行中 , 有20家因资金链断裂而破产 。 外贸形势的严峻 , 无疑是伍秉鉴商途的拐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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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_伍秉鉴(1769年—1843年9月4日) , 又名伍敦元
鸦片输华处境两难
英国人急于弥补贸易赤字 , 决定用印度鸦片取代美洲白银成为输华首选 。 按照当时的“保商”制度 , 官府一旦查实外商走私鸦片 , 为其担保的行商连同十三行要承担连带责任 。 1817年 , 官府查获一艘由怡和行担保的美国商船走私鸦片 , 伍秉鉴被迫缴纳16万两罚银 , 其他行商连带被罚5000两 , 罚金相当于鸦片价值的50倍 。 鸦片利润虽然丰厚 , 十三行却避之不及 。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记载:“没有一位广州行商是与鸦片有关的 , 他们无论用什么方式 , 都不愿意做这件事 。 ”随着鸦片危害日渐显现 , 清政府决心禁烟 。 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 , 钦差大臣林则徐赴广州禁烟 , 宣布:“本大臣奉命来此查办鸦片 , 法在必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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