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婚又闪离,村里的婚姻不谈冷静期( 二 )

闪婚又闪离,村里的婚姻不谈冷静期
家乡和远方 , 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 /图虫创意闪婚又闪离,村里的婚姻不谈冷静期
“闪离”的增长 ,暗示着女性主导婚姻的新秩序川西平原西北部的城郊 , 有一个主要种植蔬果的村庄 。 自2010年以来 , 这里的离婚案例增至19例(截至2019年) 。鲁西北一座典型北方农村 , 村民的宗族认同和日常行走都在五服之内 。 2010年后 , 离婚案件达12例(截至2016年) , 甚至不乏诉讼至人民法院的决绝方式 。还有河南、陕西、山西 , 中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村级数据库(2006-2013)显示 , 离婚率呈现了波动上升的趋势 , 以年轻夫妻为主 , 他们的婚姻大多只维系了十年以下 。这在以前是不敢想的 , 村民们都戏称“离婚潮”来了 。闪婚又闪离,村里的婚姻不谈冷静期
各地农村的离婚率都在增长 。 /(王会&欧阳静 , 2012)多少让人意外的是 , 这些闪离大多数都是由女性提出的 。 关中某村的17起离婚中 , 13例由女方提出;鲁西北某村的12起离婚中 , 10例由女方提出 。可以说 , 女性主导了农村离婚的新秩序 。即使在农村 , 离婚也越来越成为了个体化的事件 , 社会、家庭的约束不再犹如桎梏 。 思想观念上的差异在两代人对待不幸婚姻的态度上最为明显 。离婚的污名化已经得到了改善 。 陕西某村一位50多岁的女性说 , 她年轻的时候也过得不幸福 , 丈夫脾气暴躁 , 夫妻之间经常打架 , 无数次都让她失去了过下去的信心 。“但八九十年代离不了 , 顾脸面、顾家、顾老人 , 现在的娃什么都不顾 , 说走就走 , 把娃都抛下” , 年轻人离婚的心理成本已经不像从前 。闪婚又闪离,村里的婚姻不谈冷静期
感情破裂 , 就该是离婚的理由 。 /新闻截图一方面 , 换婚、买办婚姻已经无法把年轻人拴在传统的“家庭政治”中 , 父母媒人强扭的瓜 , 成了随时触发闪离的根源 。另一方面 , 女孩的家人也能接受婚姻不睦的孩子离婚 。 甚至还出现了娘家人为再次获得彩礼教唆女儿离婚的极端案例 。“以前娘家母亲都会教 , 在家要勤快一点 , 什么活都要干 。 现在娘家人都不这样了 , 都只看钱 , 条件不好就让女儿分手(离婚)” , 男性村民们将此归结为“娘家人心术不正” 。从这种道德指责中可以看出 , 女性主导的离婚获得了亲属网络的支持 , 日益走高的彩礼也助推了这种改变 。传统的婚姻模式在不可逆转地异化 , 最重要的变革驱动就是外出务工 。以前的农村生活是静止的 , 当打工经济改变了女性的生活空间 , 城市的精神理念成为农村年轻人的参照系 , 原来的乡土规则就失效了 。有村民指责他外出务工的妻子 , “心野了 , 看不上农村 , 回来看什么都不顺眼 , 就和外面比 , 光给你寻事、吵 。 当初就该让她一直在家带娃 。 ”原本 , 女性是农村的边缘劳动力 , 打工让她们的经济价值得到了直接的体现 。 女性的依附地位改变了 , 她们完全可以离开丈夫独立生活 。闪婚又闪离,村里的婚姻不谈冷静期
外出务工改变了农村人对婚姻的看法 。 /(彭小辉, 张碧超&史清华 , 2018)打工经济的普遍 , 确实让不少女性将婚姻视作向上流动的手段 。 她们在婚姻和家庭中逐渐拥有“退出权” , 可以说是一种进步 , 只是暂时多发的“闪婚闪离“也增加了农村婚姻的道德和社会风险 。闪婚又闪离,村里的婚姻不谈冷静期
“快餐婚姻”的社会风险可不低对于农村来说 , 婚姻市场已经永久地发生了改变 。原本22-23岁的初婚市场是地域性的 , 人们对婚姻和未来有着稳定的预期 。 随着外出务工潮的兴起 , 地方性通婚圈被打破 , 婚姻资源不再局限于十里八乡的内部流动 。以“闪离”来结束没有期待的生活 , 就是对传统婚姻模式的再次校准 。闪婚又闪离,村里的婚姻不谈冷静期
来到再婚市场的农村青年 , 竞争对手更多了 。 /图虫创意一旦婚姻越出了传统村社的边界 , 婚姻市场就是无规则的 。 竞争不再仅存于本地 , 还拓展到了城市和发达地区 。由于我国失衡的性别比例 , 2020年将形成3000万光棍 。 女性在结构上成为了稀缺性资源 , 彩礼也随之水涨船高 。在西部河镇 , 结婚彩礼大约是六七万元 , 加上建房 , 置办家具 , 三金和酒席 , 总花费不会少于20万元 。一旦婚姻失守 , 就会面临经济贫乏的巨大风险 , 因此导致的社会影响 , 实在不容小觑 。闪婚又闪离,村里的婚姻不谈冷静期
在婚姻市场里 , 农村男性没有优势 。 /新闻截图半月谈曾报道了盐池县农民王建国(化名)的小儿子一个月的短暂婚姻 。 女方提出离婚后尽管退还了彩礼 , 但王建国一家还是损失了10万元左右 。婚姻秩序的突变 , 让农村贫困群体面临着难以估量的地位焦虑 , “娶个媳妇掏空了一家子 , 不心疼人也得心疼钱” 。 一旦男性“重返光棍” , 他们将无法再次承受婚姻的支付成本 。河镇和平村就由此发生了一起悲剧 。 村民刘洋在妻子提出离婚后 , 一起去乡政府办理手续 。 路上两人因为孩子抚养费产生了纠纷 , 刘洋就用事先准备好的匕首刺死了妻子 , 而后自杀 。在同村另一个不幸的家庭中 , 当儿媳提出离婚 , 公婆反复劝说无效的情形下 , 婆婆选择以投入水库自尽的悲壮方式 , 最后挽回这段婚姻一次 。再婚困难、高价礼金的焦虑缠绕着农村男性 , 由此发生的以男性为主的家庭暴力、赌博成性迫害着囿于婚姻的女性 ,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 , 未成年人的犯罪几率也将大大增加 。一个月的“快餐婚姻” , 三代人的伤痕累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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