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龙网

  1. 首页 > 社会 > >

通缉特朗普，伊朗为何明知无效也要做？( 二 )

通缉特朗普，伊朗为何明知无效也要做？
资料图来源：khamenei然而随着两伊战争的记忆逐渐远去 ， 加上伊朗近年深陷经济与阶级结构困境 ， 烈士政治这张牌 ， 显然不再如过往管用 ， 就算苏莱曼尼本人的确亡于美帝阴谋 ， 此事的动员力度也已难达80年代规模 。被阶级割裂的革命现代性根据伊朗神权政府的历史叙事 ， 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解放了位处底层的“被压迫群众”（mostazafan） ， 就现实发展观之 ， 也的确如此 。 神权政府在80年代力行福利计划与社会政策 ， 既扩大社会支出建设贫困区 ， 也普及中等教育 ， 让伊朗的国民识字率上升到了98％ 。 而革命以降的一系列政治动员 ， 则提高了中下阶层群众的“赋权感”与“主体意识” ， 尤其是两伊战争期间 ， 即便伊朗伤亡惨重 ， 仍以鲜血沃出了革命的现代性 。然而这般意识 ， 随后却走上了吊诡的分裂之路 ， 并导致了烈士政治话语的部分失能 。 首先 ， 石油经济加剧了社会不平等 ， 美国日渐严峻的制裁更令伊朗市场急遽萎缩 ， 由此催生出了一群赤贫的底层阶级 ， 包括工人、巴扎（市集）小贩、蜗居市郊者等 。 而其生活虽苦 ， 却多为意识型态上的保守派、神权政府的拥护者 ， 生活重心除了工作 ， 就是清真寺 。此外 ， 革命造就了富商、革命卫队与技术官僚的崛起 。 在国际多年制裁下 ， 革命卫队已从初期的军事部门茁壮为巨大的经济集团 ， 不仅经营建筑公司 ， 垄断大型建设和基础设施项目 ， 也控制港口与边界 ， 管理进入伊朗的货物；技术官僚则透过自身专业 ， 发展裙带关系 。 此一阶层者 ， 内心未必有虔诚的信仰 ， 也未必让下一代留在伊朗本土发展 ， 但往往倾向维护神权政府的话语权 ， 支持现有秩序 。 于是极富与极贫者 ， 原本看似为两世界的居民 ， 却在支持烈士话语上意外契合 。然而 ， 在经历长年的政治动员后 ， 伊朗社会也涌现一批具有“自主意识”的中产阶级 ， 其追求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 ， 认为高压的宗教纪律已无法响应当代伊朗的社会需求 ， 故对神权政府千篇一律的反美反帝、烈士叙事相当不耐 ， 期盼伊朗能走上改革进程 。在此一群体中 ， 年轻人的比例尤其高 ， 如今许多人至清真寺往往是为拍美照上传社群媒体 ， 而非作礼拜 ， 平日消遣也大多是前往美术馆、购物中心乃至美式快餐店；有些人家中更装有卫星电视 ， 能收看海外伊朗人经营的电视频道 ， 甚至私下酿酒、购酒 。 其与极贫极富者的政治光谱歧异极大 ， 对烈士政治的话语也是普遍疏离、厌恶 ， 是为革命后的另一种现代性图景 。然而近年一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示威 ， 却让上述几种革命现代性意外驳杂 ， 使得平日里对宗教相对冷漠的中产青年们 ， 运用了什叶派的烈士叙事来反政府 ， 其便是2009年的绿色运动 。通缉特朗普，伊朗为何明知无效也要做？
2009年 ， 德黑兰 ， 示威群众聚集在维里阿瑟广场（图/维基百科）当民间与国家竞争宗教话语绿色运动起于民众对选举舞弊的不满 ， 在当时西方满怀期望的凝视下 ， 又被称作“绿色革命”、“波斯之春” ， 以符合颜色革命与民主化的想象框架 。 然而若由伊朗本土视角观之 ， 在这场骚乱中 ， 许多青年重复的 ， 皆是1979年革命、乃至两伊战争的烈士范式 ， 只是此次的叶齐德是神权政府 ， 烈士则是死于枪下的牺牲者 。综观当年街头 ， 象征伊斯兰与侯赛因的绿色成了示威主题色 ， 许多平日不怎么关心宗教的青年 ， 此刻都包上了具有宗教色彩的绿色头巾 ， 举出绿色旗帜、横幅 ， 甚至画上绿色眼影、指甲油 ， 接着爬上高处大呼“真主至大”（Allahu Akbar）、“独裁者下台”等 ， 1979年时 ， 示威者的口号是“独立、自由、伊斯兰共和国” ， 这次则换成了“独立、自由、伊朗共和国” 。在革命卫队与巴斯基的枪口下 ， 这场运动最后烟消云散 ， 但示威者们在城市多处留下了绿色标语及涂鸦 ， 让巴斯基清理时疲于奔命 ， 其中有不少是1979年革命时出现的绿色手印与血手印 ， 手印五指分别代表了先知穆罕默德、先知之女法蒂玛、先知女婿阿里、阿里之子哈桑 ， 以及阿里另一子、同时也是烈士政治的核心符码：侯赛因 。 而命丧枪口的女示威者内达·阿格哈·索尔坦（Neda Agha-Soltan） ， 则被反政府阵营封为烈士 。对中产青年而言 ， 在这场运动中 ， 其传递了心中最深层的愤怒：反对国家垄断宗教话语 ， 不论是对烈士的形象塑造 ， 抑或是对宗教象征主义的运用 ， 并以此向大众争取政治合法性 。在许多伊朗青年看来 ， 信仰的实践应当个人化 ， 而非由国家以集体主义的形式灌输 ， 故其反对政府禁酒与强制包头巾 ， 对烈士政治的回应也充斥着类似情绪 ， 认为这种场面庸俗又牵强 。 但许多人并非真对烈士的贡献全然麻木 ， 而是厌恶国家系统性地广设烈士壁画与符码 ， 连地铁站与街角都不放过 。对许多青年而言 ， 国家的宗教戒律已与政治权术工具无异 ， 虽说其对自由民主的想象往往有过度浪漫的倾向 ， 但这些人毕竟没有参与1979年的革命 ， 就连对两伊战争的记忆也是从教育得来 ， 与上一代相比 ， 自然难有共鸣 。而神权政府其实对此并非毫无意识 。 自1979年革命以来 ， 其能在西方无数次的预言、诅咒、攻讦中屹立不倒 ， 靠的不仅仅是石油与革命卫队 ， 更有对国家记忆的编写 ， 意即将“伊斯兰的生活形式”化育为新代伊朗思维 ， 简化过去、消除了历史的辩证性 ， 创造出一种强大的国家神话 ， 将宣传工作、伊斯兰元素、对殉国者的追念巧妙地合拼 ， 成立了烈士政治的话语 。这种叙述性胜利遇上两伊战争后 ， 仿佛国家主旋律遇上流行元素 ， 两者的效用皆被放大数倍 。 无情战火为烈士政治提供了无数的素材 ， 此后国家便竭尽全力要保持国民的战争记忆 ， 好巩固精英的统治力量 。面对现下青年的“敬意衰退” ， 神权政府冀望能再有像两伊战争那般的流行元素 ， 却遍寻不得 ， 苏莱曼尼遇刺可谓是近年罕见的天赐良机 ， 故政府举行了大规模的纪念与送葬活动 ， 然而这些努力在革命卫队承认误击客机后 ， 便被愤怒的群众抛诸脑后 。 如今政府再拾此事大作国际文章 ， 为的便是团结疫后民心 ， 但民众是否买单 ， 尚要视情况发展而定 。对伊朗政府而言 ， 烈士政治是把多面刃 ， 既受两伊战争灌溉 ， 也反哺了战火 ， 令人民为国家前仆后继；既动员了无数群众 ， 也反噬了己身根基 ， 令中产阶级的“个人意识”崛起 。如今伊朗国内经济凋敝 ， 民心思变 ， 神权政府若无法主动在烈士政治上寻得与青年中产的共鸣 ， 则崩解的裂缝将不断加大 ， 届时或恐等不到下一个苏莱曼尼 ， 而是等来一场新革命 。本文来源观察者网


推荐阅读


上一篇：美国两大名校怒告特朗普当局,刷新三观事情出现了

下一篇：这届35岁+的中年人为何纷纷念起了体制内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