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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杂志|日本何以“误入歧途”？重新理解近代军国主义兴起的背后动力( 三 )


吉野的民本主义有两重基本含义：第一 ， 政府的责任之一便在于追求一般民众的福利；第二 ， 制定政策要尊重一般民众的意向 。 吉野主张完善政党政治 ， 以使民众能够监督议员 。 在吉野看来 ， 日本政坛的弊端就在于贵族政治 ， 唯有政党才能使政治改革付诸现实 。 吉野力主限制枢密院、贵族院、军部等势力对政治的干涉 。
本书作者认为 ， 吉野的民本主义理论本质上是在明治体制的框架内追求民主 。 而由于契合时代要求 ， 吉野的民本主义理论成为大正民主运动的指导思想 ， 推动运动走向深入 。 但与此同时 ， 保守的国家主义也在滋生 。 国家主义者认为 ， 吉野的理论“反国体” ， 对其进行围攻 。 吉野承受着这些攻击 ， 不改其志 ， 而且穿透当下的喧嚣 ， 放眼世界 ， 提出先知般的理论纲领 。
日本国民心态之变
作者指出 ， 吉野的“民本主义思想被称为‘大正时代的象征’ 。 难能可贵的是 ， 吉野虽然参与现实政治 ， 但却能够同时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 ， 从未带头参与暴力游行 ， 也未被融入政治权力中 。 ”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 ， 作为彻底的民本主义者 ， 吉野作造在国内和国际问题上保持了价值观一致 。 他认为 ， 为了日本帝国的未来发展 ， 日本必须响应世界潮流 ， 在内政上贯彻民本主义 ， 外交上确立国际平等主义 。 但吉野过去的战友有的开始怀疑民本主义 ， 有的则转向右翼 ， 甚至与法西斯主义同流合污 。 而法西斯主义思潮在政府的纵容下 ， 迅速向社会蔓延 ， 最终推动日本走向不归路 。
作者在行文中表达出对一个社会在特定时期广泛存在的思想状态（心态）的重视 ， 指出历史转轨时期的社会思潮和民众心态 ， 对一个国家发展走向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
日本的民众心态 ， 决定了吉野的平和思想必然受到摒弃 。 而对日本民众心态产生深远影响 ， 并促成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远因便是甲午战争和十年后的日俄战争 。 甲午战争日本取得胜利 ， 产生了一种以强国自居的大国民、大民族意识 。 随后发生的“三国干涉还辽” ， 又极大冲击了民众心理 。 他们并不认同“门户开放” ， 将其视为西方人为不费吹灰之力就分一杯羹而编造的强盗逻辑 。 日俄战争的胜利 ， 加剧了日本国民的这一心理 。
日本社会上下日益趋向于对国际强权观点的认同和对军事实力的信奉 ， 一方面升腾起与西洋对抗的意识 ， 另一方面也开始不惜代价 ， 加强军备 。 后来松方正义确立以俄国为假想敌 ， 以军备扩张和发展基础产业为主的财政计划 ， 对亚洲的军事侵略逐渐成为国策固定下来 。 在这样的背景下 ， 即便到20世纪初年 ， 包括吉野作造在内的头脑冷静的知识分子们 ， 再怎么努力也已经无法挽回整个国家走向激进的步伐 。
日本社会学者竹村民郎在《大正文化:帝国日本的乌托邦时代》中 ， 通过对当时的文化考察 ， 提出一种对大正时代多元化、复杂化、历史化的理解：在表面昌盛的大众文化背后 ， 实则透露着许多日本社会内含的病理和问题 。 自明治维新以来推进的“近代化”让日本国民在日常经验中感受到国家主义成就感 。 所以 ， 在这个特定时代潜滋暗长的国民心态 ， 已经不是几个知识分子的理性论证能够加以扭转的了 。
从大正时代的欣欣向荣 ， 走向30年代的国家动员体制 ， 直到连续发动对外侵略战争 ， 这是早已播下的种子发芽而滋生蔓延的结果 ， 这颗种子便是扭曲了的民族主义 。 作者认为 ， 在日本从“启蒙”走向“歧路”的过程中 ， 始终伴随着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赛跑与竞争 ， 这场竞赛不同阶段中所展现的趋势 ， 便构成了日本何以走上歧路的解释范式——由于在“启蒙”阶段的思想改造不彻底 ， 启蒙未竟其功 ， 导致国家共同体在施政时陷入价值观分裂的困局 ， 对内讲立宪主义 ， 对外则拥抱帝国主义 ， 而对外的帝国主义又反过来侵蚀国内的宪政体制 ， 最终将国家推向了发动对外战争的灾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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