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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杂志|日本何以“误入歧途”？重新理解近代军国主义兴起的背后动力


文 ｜臧博
编辑｜何刚
19世纪四、五十年代 ， 西方殖民国家以坚船利炮先后将中日两国拉入新历史轨道 ， 经受这一前所未有冲击的两国 ， 都作出了向西方学习的回应——采西学、制洋器 。 中日知识分子也从各自独特的政治现实和思想资源出发 ， 提出应对旷世变局的救国路径 。
当时日本部分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们 ， 以开放包容的思想意识 ， 勇于接纳西方智识资源 ， 从而成为日本近代社会走向现代化的领航员 。 在他们的鞭策和引领下 ， 日本推行明治维新 ， 走上强国之路 。 而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的大清国也选择了变革之路 ， 当时占据主导的改革思路是早期阶段的“中体西用”说 ， 催生出洋务自强运动 ， 改革重点在“制洋器”层面 。
1894年 ， 大清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 。 日本通过《马关条约》从中国掠夺巨额资金 ， 用于国内发展 。 十年后与当时的世界大国沙俄在中国东北一战而胜 ， 跻身强国行列 。 但此后日本没有继续发展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国家 ， 也未能成为地区和平力量 ， 反倒走上军国主义道路 ， 持续对外发动侵略战争 ， 最终招来毁灭的命运 。 一个全面接纳“启蒙”且向往现代文明的东方国家 ， 何以走上了无法回头的歧路？
马国川新著《国家的歧路》为这一迷局提出了一种解释范式 。 此书以人物研究的方法切入这段历史 ， 以思想史的视角重审日本从“大正”踏入“昭和”时的思想图景 ， 力图穷究日本何以误入歧途 。 《国家的歧路》是作者“日本三部曲”的第二部 ， 前有《国家的启蒙》 ， 后有尚在写作中的《国家的重生》 。 在作者的思考视阈中 ， 日本经历了从启蒙到歧路 ， 最终浴血重生的发展历程；作者对这个长程前两阶段的解读 ， 既能看到大历史的写作视野 ， 又能读到具体而微的人物思想嬗变 ， 更少不了透过诸多政治、文化表象深入拷问历史镜头中思想与心态源头的深刻笔触 。
日本研究的不同声音
“日本三部曲”的前两部 ， 均以近现代日本人物研究为主线 ， 以思想史和比较史学的理路考察日本近代史 ， 展现出观察日本从接受启蒙到走上歧路这一过程的新颖思路 。
具体而言 ， 《国家的启蒙》探讨日本明治维新的缘起及其后续发展 ， 给日本近代历史带来的深远影响 。 《国家的歧路》则以明治天皇1912年去世后的日本政局为起点 ， 以日本政治制度的演进脉络与命运为隐线 ， 结合心态史的考察 ， 研究日本社会从拥抱民主主义到民族主义日渐崛起炽热 ， 进而走上军国主义的内在理路 。 从1912年到1926年的大正天皇时代 ， 到1926年开始的昭和天皇时代 ， 变化的不仅是政局 ， 更为根本的还有国民的心态和一个时代的社会思潮翻转 。
从明治到大正再到昭和 ， 这两次年号更迭既是政局的演变 ， 更是思想景观的更张 ， 蕴藏着近代日本历史上种种纷繁复杂政治现象背后的逻辑 ， 也隐含着左右日本与东亚诸国不同历史命运的奥秘 。 对这段历史的考察 ， 既往的研究多过于重视军国主义的兴起 ， 而忽略了历史发展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 一个时代固然有其压倒性的基调 ， 但也存在着不太为公众所欢迎却始终不绝如缕的低沉回响 ， 这就是丸山真男所说的“执拗的低音” 。 《国家的歧路》很重要的一个特点便是既查考了“基调” ， 也钩沉了“低音” 。
《国家的歧路》写作重点当然还是军国主义兴起的背后动力 ， 但作者并没有重复过往日本政治史研究中常见的弊端——以今人之后见之明 ， 用“倒放电影”的思路去考察日本历史 ， 得出必然如此的千篇一律的结论 。 而是别开生面地呈现那段历史的多种面相 ， 捋出日本从大正到昭和年代 ， 许多重要却未能成为主流的进步思潮 ， 以及其所孕育的种种可能性 。
日本近代不仅涌现出德富苏峰、北一辉这些将国家引向歧路的政治文化精英 ， 也曾经有吉野作造、石桥湛山这样眼界超越同代人的理性的知识分子 。 只不过他们的理念在日本社会全面走向激进的思想大潮中 ， 一再被压制 ， 从而显得低回不可闻 。 《国家的歧路》回访了这段历史 ， 重放了那些“低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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