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历史上，为何很少出现“官逼民反”的现象( 二 )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 ， 中国进入了高度的一元化社会之中 ， 政府对老百姓具有高度的控制性 。 也正是从秦朝开始 ， 历朝历代统治者对于如何更好地统治民众 ， 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 。 但总体而言 ， 这种控制都是趋于加强的 ， 经过数千年的发展 ， 最终在清朝达到了顶峰 。比如在乾隆时期 ， 为了打击百姓“越级上访” ， 乾隆皇帝规定：“就算老百姓越级上访成功 ， 上访者也会受到一定的惩罚” 。 在这种情况下 ， 农民被限制了“说话“的权力 ， 他们成了”沉默的大多数“ ， 只有在忍无可忍之时 ， 他们才会自发性地聚集起来通过暴力手段向统治者示威 。 但不幸的是 ， 这种抗争成功的次数寥寥无几 。 这种自发组织起来的抗争行为 ， 历来被统治者视为大忌 ， 他们对这种行为 ， 从来都是严厉打击 ， 从不手软 。 这就造成了老百姓面对欺压他们的官吏或者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时 ， 往往不敢去反抗 ， 只能无限度地退却或者无限度地忍让 。 当这种退却或忍让达到一定的临界点时 ， 便会演变成大规模的暴力冲突 。而在欧洲 ， 当农奴和庄园主发生冲突时 ， 按照欧洲的契约精神 ， 农奴可以向更上层的领主或者国王请愿 ， 请求国王主持公道 。 而国王也乐意干预这种事情 ， 这是因为欧洲的王权与中国的王权相比 ， 权力并不是太大 ， 国王需要依靠百姓的力量来与贵族博弈 ， 而农奴的上诉正好提供了这种渠道 。 一方面国王利用百姓的诉求平衡了各方面的利益 ， 另一方面百姓的利益诉求又得到了满足 。 在这种情况下 ， 欧洲是不具备像中国的封建社会一样 ， 频繁地发生农民起义的条件 。 当然 ， 也不是说欧洲没有农民起义 ， 只是相对于中国封建社会来说 ， 次数更少一些罢了 。
中国封建王朝的灭亡 ， 往往是由于到了王朝末期 ， 朝廷加在老百姓身上的负担越来越重 ， 再加上各级官吏横征暴敛 ， 最终使得老百姓纷纷揭竿而起 ， 共同起来反抗暴政 。 而在同时期的欧洲 ， 因为西方农奴制下的农奴受契约保护 ， 负担要远比中国农民的稳定 。 举个简单的例子 ， 关于一亩地的税收 ， 一百年前收多少 ， 一百年后还是按照原来的收取 ， 并不会出现大规模的增或减 。 为了维护这种契约关系 ， 欧洲的很多庄园都有自己的习惯法 ， 这种习惯法经过数百年的发展 ， 已经演变成了一种原则性的东西 ， 其非常清楚精确地规定了每家每户有什么权利、什么义务 ， 每年交多少税 ， 都一清二楚 ， 农奴所承担的负担是比较恒定的 。再者 ， 欧洲庄园还有一个普遍存在的机构 ， 叫“庄园法庭” 。 庄园法庭最主要的作用是协调农奴与庄园主之间的矛盾 ， 当农奴觉得自己的权益受到侵犯时 ， 可以到庄园法庭去起诉自己的领主 。 控辩双方可以在法庭上自由辩论 ， 所依据的是传承了几百年的习惯法 ， 而非领主的个人意志 。 而在这种情况下 ， 农奴的权利一般会得到维护 。因此 ， 如果领主不讲理 ， 想增加农奴的负担 ， 农奴就可以在法庭上跟自己的领主锱铢必较 ， 据理力争 ， 维护自己的权益 。 而在中国封建社会 ， 农民面对不断加重的负担 ， 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时 ， 只能通过造反的方式来解决 。因此 ， 综上所述 ， 就是欧洲历史上很少出现“官逼民反”的现象的主要原因 。
中国的大一统郡县制与欧洲的封建制相比 ， 也并非一无是处 。 相反 ， 大一统郡县制在很多方面也取得了封建制所不能取得的成就 。 比如大一统郡县制虽然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 但其在促进国家统一方面却做出了巨大贡献 。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能在分裂之后不断统一 ， 而欧洲在历史上却很难形成统一帝国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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