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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王传奇 | 清康熙、乾隆二朝明史观之比较( 三 )


这种学术风气作用于史学 ， 即形成了以帝王评价为天下人共同评价的趋势 。在这种趋势下 ， 康、乾二帝对明史的不同态度遂决定了本朝文人对明史的评价 。
虽然康、乾二帝都是有清一朝的明君 ， 但其为君气度则有本质区别 。以帝王与国民的关系问题的相关议论为例 ， 康熙显得更加雍容大度 ， 曰：“大君一身为天下表率 ， 凡纲常伦理事物言动之间 ， 必由乎大中至正 ， 极尽其当然之道 ， 立臣民之标准 ， 使天下可法之则 ， 此所谓‘建其有极’也 。”主张帝王于天下之人 ， 当“亦君亦师” ， 为君者首先当严格要求自己 ， 为天下臣民树立榜样 ， 因此在日常生活中 ， 他一方面要求自身行为贯彻儒家尤其是理学的要求 ， 另一方面也反对任意菲薄前人的做法 ， 认为“从来论人甚易 ， 自处则难” ， 反对以一己之见而任意批评古人 ， 故“于古之圣君哲后 ， 未敢漫加评骘” ， 能站在一开明、公正的立场之上 。
与之相反 ， 乾隆则显得局促 。他虽然也坚持帝王“君师合一”的身份 ， 但其具体实现方式则有所改变 ， “康熙……先在自身做工夫 ， 以身作则 ， 政教之原全系帝主的道德 ， 而不是外在的帝势 。而乾隆……侧重点完全外移” ， 主张加强自身的权威地位及天下人对其的无条件服从 ， 为此不惜贬低前人 。为强化自身权威 ， 乾隆自即位伊始就有意向天下文人灌输此种意识 ， 如乾隆五年（1740）八月 ， 其亲自宣讲《中庸》“执其两端 ， 用其中于民”时 ， 称：“一物有一物之中 ， 一事有一事之中 ， 若不择之审而行之至 ， 则所谓‘执中无权 ， 犹执一也’ 。”且以舜以一己为天下之“中”遂使天下大治为例 ， 侧重发挥人君于政治和天下臣民的权威性；又如他为乾隆四十年（1775）四月殿试所作制文 ， 开头便言：“董仲舒言‘以一贯三为王’ ， 谓王者父天母地 ， 中立人极 ， 呼吸感通 ， 为至近也 。”将自己塑造成“至近”于天地 ， 且代其牧守天下的代言人 。为了更迅速地将自己变成“独一人” ， 乾隆以国家权力强制推行他的这种思想 ， 而这种转变更为直接的体现 ， 就是康、乾二帝对“皇极”二字的不同理解：康熙将二字解释为“为皇之标准” ， 即皇帝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 ， 以“极”为主；而乾隆则将二字解释为“皇帝（权）至高无上” ， 以“皇”为主 ， 称天下“气理”的形成 ， 必须“总一元为之枢纽” ， 首先有一绝对权威之人为天下首脑 ， 如此方能“大哉乾元 ， 万物资始 ， 乃统天” 。在这种思想引导下 ， 乾隆时已经过分强调自身思想于天下人的权威 ， 再加上此时天下已经平定 ， 民间的反清势力已经消沉 ， 故为宣扬本朝权威 ， 更重要的是作为明朝的灭亡者 ， 说明清兴明亡乃“是非开创者欲究我兵威 ， 而实守成者自失其神器也”的结果 ， 就更加需要贬低明朝的所有事功 。
其次 ， 康、乾所处的时代背景也是形成两朝不同明史观的重要因素 。在编纂《明史》的过程中 ， 康熙曾多次提出所修之书关系甚大 ， 须“使后人心服乃佳” ， 认为史书尤其是前代史书的编纂 ， 须使天下人心悦诚服 。之所以如此 ， 除了因为康熙自身气度外 ， 也与清朝当时所处的社会现实有关 。
清朝建立后 ， 前朝遗民希图为明复仇者不乏其人 ， 故康熙时期的反清势力在民间仍有相当影响 ， 如南方的天地会、复社在民间的反抗活动、台湾有郑成功残余势力、西南地区以吴三桂为首的汉族藩王反叛等 ， 皆以“反清复明”为号召 ， 再加上清初在征服中原过程中因滥杀政策引发的民族矛盾 ， 故康熙中期以前 ， 清朝的统治仍未安定 。在这种情况下 ， 如何安抚民心 ， 消除民间的反抗心理 ， 就有必要通过借助修史手段 ， 一方面宣告前朝已经灭亡、本朝正式继承正统 ， 另一方面为明末君臣正名 ， 表明对其尊崇的态度 ， 从而达到缓解民族矛盾的目的 ， 这点从康熙年间多次促请明朝遗民万斯同主持修撰《明史》、并允许其在坚持不署衔、不受俸的（即承认其明代遗民的身份）前提下前后修撰《明史》19年并以其书为官史定稿的表现即可看出 。因此 ， 康熙所说的希望使之“心服”者 ， 绝不局限于他所说的后来之人 ， 实际上也包括其时的汉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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