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杀2》提上日程，别再瞧不起翻拍片
随着国家扶持举措的落实 ， 电影行业终于要踏上复工之路 ， 一批新片也即将与观众们在影院欢聚 。 前不久有影视公司发布了年度片单 ， 其中《婚礼的那一天》《黑暗面》等正在筹备的影片 ， 都是翻拍自经典影片的作品 ， 而《误杀2》是原创还是翻拍目前也尚未可知 。 看来新的一轮翻拍潮要开始了 。
?回顾近几年来 ， 国内外的翻拍片数量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 ， 生产规模也不断扩大 ， 有几分潮流化的势头 ， 如我国翻拍自日本同名电影的《嫌疑人X的现身》（2017）和翻拍自印度电影《误杀瞒天记》（2015）的《误杀》（20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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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很多电影文本被不同国家不止一次地改编和重新解读 ，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由西德尼·吕美特在1957年创作的《十二怒汉》 ， 这部电影作为法庭片的优秀范本在其上映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被改成了许多国家的不同版本 ， 有日本版的《十二个温柔善良的日本人》（1991）、俄罗斯版的《十二怒汉：大审判》（2007）和中国版的《十二公民》（2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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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初 ， 韩国的剧情片《七号房的礼物》温情上映 ， 乖女儿和蠢爸爸的故事打动了许多观众 。 2019年秋天 ， 土耳其版的《七号房的礼物》问世 ， 也收获了良好的口碑 ， 属于翻拍作品中高质量的佳作 。
这种现象不禁令人思考：翻拍片为何能够生存并发展起来？这些翻拍作品是否存在着某些共性和特点？这样的创作又有何艺术价值？我们通过土耳其版《七号房的礼物》的成功和对其他作品的浅析 ， 或许可以略窥其中的关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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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解答上述问题 ， 首先要弄明白什么是翻拍？在朗文词典和维基百科中 ， “翻拍”被转化为“重制”一词 ， 意为“将过去制作的作品在相同的媒介上重新制作或翻新 。 通过对曾经发行过的产品重新制作 ， 以满足现代对该产品的需求 。 ”对于影视领域的翻拍 ， 维基百科指出：“‘翻拍’是指制片方对经典的电影、电视剧之故事进行改编 ， 以最新的拍摄技术与符合不同观众群体兴趣的演员阵容重新拍摄一部不同的影视作品 。 ”
明确了翻拍片的基本定义 ， 接下来需要讨论的问题就是：翻拍片为何能够生存并发展至今？个人认为 ， 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翻拍片的故事来自经典的原作故事 ， 如同其定义中所言 ， 制片方会选择经典的原作故事来进行改编和翻拍 。 原本的故事模板已经是经典 ， 这意味着它经受住了观众和市场的考验 ， 获得了可观的商业收益 ， 选择这样的故事进行改编 ， 大大提升了制作的效率 ， 降低了潜在的风险 。 而且 ， 当国内优秀的剧本和编剧资源稀缺的时候 ， 翻拍外国经典影片可谓是一个讨巧的选择 。
这一点并不难理解 ， 就像经典文学作品从古至今一直都是戏剧和影视艺术创作的重要养分一样 ， 比如被改编成各种综合艺术作品的中国“四大名著”、对狄更斯“情有独钟”的格里菲斯 ， 甚至于文学本身就包含着戏剧（剧本）这一门类 。 创作者们会选择文学经典来进行改编或者说翻拍 ， 这无疑与对效率和利润的追求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关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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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众多翻拍电影 ， 它们最明显的共性就是：翻拍的故事和原版故事保持一定程度上的相似 ， 比如土耳其版和韩国版的《七号房的礼物》 ， 两部电影虽然文化语境不同 ， 且人物设置和结局安排上有所出入 ， 但其过程用一句话来概括都是患有呆症的爸爸与可爱的女儿之间的感人故事 ， 都有父亲蒙冤入狱的相似情节 ， 故事的亲情内核也都同样具有温暖人心的力量 。
除了情节上与原版的相似性之外 ， 我们不难发现 ， 受到翻拍者们青睐的影片基本都是票房成绩不俗的商业电影 。 原版《七号房的礼物》观影人次高达1281万 ， 成为了2013年韩国当之无愧的票房冠军 。 希区柯克的《惊魂记》以80万美元的投资获得了1500万美元的票房 ， 这两个数字在时隔多年后仍被人们所津津乐道 。 后来 ， 导演布莱恩·格雷泽在翻拍这部作品的时候 ， 除了整体的些许不同以外 ， 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忠实地再现了1960年的原版 。 选择大热的商业电影其背后的原因仍然是对利润的追逐 ， 电影天生就具有商业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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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杀2》提上日程，别再瞧不起翻拍片】那么 ， 翻拍电影除了商业价值之外 ， 有什么艺术价值呢？如何能避免“拾人牙慧”、“老调重弹”的误区 ， 衍生出自己独特的艺术品格呢？“重制”的定义这样认为：翻拍作品需满足现代对该产品的需求 。 这就需要翻拍电影的创作者以原版电影为对象进行解构和反思 ， 成功的翻拍电影必须具有自我意识 ， 而非凭着原版文本生搬硬套 。
依旧以土耳其版《七号房的礼物》为例 ， 创作者将父女之间的感人故事进行了重现 ， 在原版故事的主线之上 ， 批判了军政关系复杂的土耳其社会和政治中存在的某些特殊弊病 ， 如在逼迫麦莫斯认罪的过程中 ， 警方和狱中囚犯对其施加的暴力使其险些丧命 。 又如对去世女孩的父亲 ， 也就是司令的形象塑造 。 司令自始至终以军服出现在电影里 ， 在开头的集会中也是威严无比 ， 且杀掉说出真相的逃兵 。 这些片段都是韩版不曾呈现的 ， 如此一来 ， 翻拍版创造出了自己独特的批判性内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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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陆放翁那句脍炙人口的名句所言：“纸上得来终觉浅 ， 绝知此事要躬行 。 ”在理论上探讨电影的翻拍不过是纸上谈兵 ， 最终还是需要通过电影制作来进行实践和完善 。 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 ， 橘生淮北则为枳” ， 翻拍电影创作不可避免地要在跨文化语境中进行文化传播 ， 为了避免“南橘北枳”的“水土不服”现象 ， 就需要文化元素的改变 。 在土耳其版《七号房的礼物》中 ， 特色饮食、环境中的装饰、背诵《古兰经》的囚犯、背景音乐和班琴的演奏等等 ， 都是明显的土耳其特色文化元素 。 这种表面上的改变极易达成 ， 通常并不会对翻拍电影的成功创作构成阻碍 。
真正需要创作者注意的方面 ， 是如何将原版电影的精髓与本土文化环境紧密结合 。 中国版《误杀》让许多国内观众不买账的原因在于其结局 ， 人们排斥的是“强拧一个大家都懂得的中国国情版结果”（来自“亵渎电影”的豆瓣短评） 。 这样的评价直接体现了影片在改编上的失误 ， 即与中国文化环境的脱节 ， 使得观影者的违和感顿生 。 翻拍版“难接地气”成为国内翻拍电影创作中的一个难题 ， 但这个问题并非没有高分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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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公民》被众多影迷所认可 ， 片中各地方言的运用、模拟法庭的形式、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典型形象等都为影片的本土化增色不少 。 这部影片于中美两国的教育作用既有重合 ， 又有区别 。 费孝通先生说 ， 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 。 身处关系型社会系统 ， 国人的法律意识相对薄弱 ， 仍需进一步的加强和树立 。 在中国的特色文化土壤中 ， 《十二公民》延续了《十二怒汉》对法理和真相的坚守 ， 又巧妙地化解了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 ， 生发出思想启蒙式的新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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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 ， 人们总是习惯性吐槽翻版而称赞原版 ， 在任何领域似乎都是如此 ， 先入为主的观念和追怀旧时的情绪深刻地影响着受众的认知 。 这种几近被人忽视的沉疴在伍迪·艾伦的《午夜巴黎》中得到了相当生动而形象的描绘：二十一世纪的人爱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 二十年代的人向往1890年 ， 1890年的人钟情于文艺复兴 ， 而文艺复兴的人又对古希腊“念兹在兹 ， 无日或忘”……当现在的观者声讨着各种翻版 ， 吝于去给予它们多一点机会的时候 ， 谁又敢断言数十年乃至数百年后的众人不会来回味这些“古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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