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明清时代的大运河与北京(下)

北京■明清时代的大运河与北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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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杭大运河淮安段 。
北京■明清时代的大运河与北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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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杭大运河中的货船驶过无锡黄埠墩 。图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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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皇木厂村口摆放的附近运河出土的巨大石料 。
北京■明清时代的大运河与北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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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古代京杭大运河繁盛的《姑苏繁华图》 。
□ 倪玉平
清代北京每逢会试之时 , 各地数万考生聚集于京 , 这些人有着巨大的消费需求 , 极大地刺激了北京商业的发展 。 “京师买卖 , 逢乡试会试年尤盛” , “休言刻下无生意 , 且等明春会试来” 。 (得硕亭:《草珠一串》)很多北京的居民做起出租房屋的买卖:“每春秋二试之年 , 去棘闱最近诸巷 , 西则观音寺、水磨胡同、福建寺营、顶银胡同 , 南则裱褙胡同 , 东则牌坊胡同 , 北则总捕胡同 , 家家出赁考寓 , 谓之状元吉寓 , 每房三五金或十金 , 辄遣妻子归宁以避之 。 ”通过给出租房起一个吉祥的名字来获取额外的利益 , 是一种相当高明的做生意手法 。 每当此时 , “东单牌楼左近 , 百货麕集 , 其直则昂于平日十之三 , 负戴往来者至夜不息 。 当此时人数骤增至数万 , 市侩行商欣欣喜色”(震钧:《天咫偶闻》卷三) , 商人们大获其利 。

特殊的贡品
明清时期 , 运河沿岸的八个省份每年要向北京提供300万~400万石的粮食(漕粮) , 供皇室亲贵、官员、百姓、兵丁等食用 。 漕运对于北京的城市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 除了稳定供应北京粮食 , 还携带其他商品至京贸易 。 乾隆年间 , 允许漕船回空时携载黄豆、瓜果、麦子等农作物 , 每条漕船的运载量上限为60石 , 雍正七年(1729年)时增至百石 , 嘉庆四年(1799年)增加为150石 , 这些携带的货物(土宜)都是免交关税的 。 同治五年(1866年) , 进一步规定回空漕船可以携带成本银500两的货物 。 从南方运往北方的商品 , 主要有棉布、丝绸、茶叶、木材、纸张、瓷器、铁器等;从北方运回南方的则主要是棉花、干鲜果品和土宜 。 清代每年有6000多条漕船行运 , 由此不难想见 , 当时每年在运河上往返商品的数量之巨 。
除了漕运 , 运河还要运送一些特殊的贡品 。 鲥鱼、杨梅和枇杷等江南新鲜物品 , 是明皇帝与宗室最喜欢享用的食品 , 运送的船只称为贡鲜船只 。 清朝的嘉庆皇帝也非常喜欢吃槟榔 。 贡鲜船在运河上行走时 , 不限时间 , 船到即须启闸 。 另外 , 朝廷每年还要从云南往北京输送大量的铜 , 以制成铜钱供百姓流通 , 这些船只的数量也非常多 。
明清时期 , 南北经济交流频繁 , 京杭大运河是全国最主要的商品流通干线 。 明代全国八大钞关中 , 除九江关为长江关外 , 其余七个均设在运河沿线 , 从北至南依次为:崇文门、河西务(清时移至天津)、临清、淮安、扬州、浒墅、北新 。 天启年间 , 运河七关商税每年收42万余两 , 占八大钞关税收总额的90%左右 。 清代商税收入进一步增加 , 运河沿线各关的税收已增至140余万两 。 关税大致按商品价值的2%~5%征收 , 由此也可倒推清代商品贸易的总量 。

康熙和乾隆南巡
清代北京有四个税关:崇文门、坐粮厅、左翼和右翼 。 崇文门税关的地位非常重要 , 照例由大学士或协办大学士兼任税务监督 。 崇文门所收关税以茶、酒、烟、布等商品为大宗 , 数量常年保持在30万两的水平 。 位于通州的坐粮厅也很重要 , “悉系南来货物及粮麦猪酒等税”(《明清档案》 , 档案号A97-118) , 主要根据货物的价值 , 分为落地、起京计数科税 。 如果货物在通州地区销售 , 会征收货物价值的8%;如果运往北京 , 税率为3% 。 1776年 , 朝廷更改坐粮厅的税率:谷米按石征税 , 牲畜按数量征税 。 左翼负责北京东部安定、东直、朝阳、东便、广渠、左安六门的税收 , 右翼负责北京西部的德胜、西直、阜城、西便、广安、右安、永定七门的税收 。 除征收商税外 , 左右翼还征收北京东部和西部的房地税银(房产交易税) , 每年税收各有几百两至千余两不等 , 由此也可直观感受当时北京房产交易的盛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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