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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福山丨美国政治衰败的报应

歧路听桥 聽贰拾肆橋美国政治衰败的报应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人类历史上 ， 不论是由战争、入侵、金融危机 ， 抑或由大流行病引发 ， 国家紧急状态往往成为推动重大政治改革的契机 。 政治体系会“陷入”亟需改革的情形 ， 但受困于不允许那些体系解决自身问题的制度性安排当中 。 要有巨大的外部冲击 ， 人们才能意识到 ， 他们是面对共同的难题 ， 而摆脱难题有赖于非比寻常的举措 。大萧条期间发生的事情正是这样 。 大萧条始于1929年的股市崩盘 。 许多美国人依旧相信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等领导人所采信的灵丹妙药 ， 即美国需要有财政紧缩和稳健的货币 ， 以重启增长 。 直到1931年银行业危机爆发 ， 这场危机带来的失业率超过20% ， 并引发全国范围内的企业倒闭 。 直接结果是193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总统 ， 同时民主党在国会两院成为多数 ， 这随后令新政得以奠定现代美国福利国家的基础 。类似事情可能发生在2020年 。 特朗普一再对新冠肺炎危机轻描淡写 ， 且未能采取扩大检测之类防护措施 ， 这已导致大量美国人死亡 ， 并可能引爆一场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 ， 其规模可与1930年代的大萧条相提并论 。 当下这个时刻亟需国际合作 ， 以迎击无视国界的大流行病 ， 但美国拂袖而去 ， 不愿承担任何全球领导责任 。 应对这场危机的理智做法可以是 ， 解散目前的团队 ， 不论在国内还是国际 ， 均以更负责任、更能安抚人心的领导层取而代之 。 这样 ， 才能为更长期的政策改革 ， 如设立真正普惠的医保系统 ， 改变选举系统的不平等 ， 以及成立应对未来危机的国际组织 ， 做好充分的准备 。日渐加剧的政治极化我们或许期待这一乐观的脚本确实可能上演 ， 但同时 ， 我们有很多理由认为它不会上演 。 我们的问题根植于两个结构性条件中 ， 我们发现自己正身处其中 。 我曾将那些条件描述为政治衰败 。第一个条件是美国的制衡体制 。 这一体制在政府的不同分支中 ， 在一个高度多元社会的不同层级（联邦、州和地方）中 ， 可以相当广泛地分配权力 。 这些制衡令专制不可能发生 ， 但同时令最常规的决策也非常困难 。 我们的很多制度性规则 ， 如选举人团 ， 在宪法中都有规定 ， 但相较于其他民主国家的宪法 ， 这些规则要加以修订 ， 是极其困难的 。在整个二十世纪的许多时期 ， 制衡体制并非决策所不可逾越的障碍 ， 但因第二个结构性条件 ， 即过去二十年间出现的畸高的政治极化 ， 这一体制已成了决策时的障碍 。 政治极化的成因是多方面的 ， 既始于1960年代的南方重整 ， 这场重整将很多白人送入共和党 ， 将少数族群送入民主党 ， 又源自大型都市群落和更广大农村地区间出现的社会分化 。 与我们的制衡体制结合后 ， 极化导致了政治僵化；在这种局面下 ， 哪怕是年度预算这样的事情 ， 也无法获得国会通过 。近年来 ， 这种无法成事的情形 ， 一定程度上反倒成了好事 。 唐纳德·特朗普威胁要采取的行动所在多有 ， 如阻止穆斯林进入美国 ， 或在边境地区修建隔离墙 ， 但这些行动都被法院或国会阻止了 。 在当前的新冠肺炎危机中 ， 美国的联邦制使得像加利福尼亚和纽约这样的州的州长 ， 在华盛顿的领导力付诸阙如时可以采取行动 。如“大流行病就是战争”这一比喻所暗示的那样 ， 在一个完美的世界 ， 新冠肺炎疫情原本可以成为美国人搁置分歧、团结在国旗之下的一个契机 。 两党确实有合作 ， 通过了价值两万亿美元的新冠肺炎疫情救济法案 。 但总体而言 ， 这场大流行病加深了政治的极化 ， 而且假以时日 ， 局面可能变得更加糟糕 。起初 ， 严重的党派分裂体现在如何解读一些事件上 。 1月和2月 ， 特朗普总统的时间用在了尽可能淡化这场大流行病的重要性上 ， 他宣称 ， 疫情可控 ， 且很快就会消失 。 在这方面 ， 他只是在附和一大批保守派评论家的看法 ， 他们斥责虚假媒体制造恐慌 ， 坚持认为新冠肺炎并不比流感更可怕 。 即令特朗普在3月中转向严肃对待疫情 ， 保守派人士仍继续攻击安东尼·福奇这样的公共卫生专家 。 随着经济局面趋向恶化 ， 他们开始论证立即取消居家令 ， 让人们回到工作岗位的可行性 。 自由派人士态度相左 ， 他们强调医学专业知识的必要性 ， 力主强化政府在扩大检测规模和医疗用品供应等事宜方面的干预 。眼下 ， 争论的范围已经转移到解除限制的方式和时机上 。 许多州的保守派人士已开始动员起来 ， 抗议他们所在州的封锁令 ， 这让人想起茶党（Tea Party）的早期岁月 。 茶党的成长壮大 ， 是在回应2008年的金融危机 。 自由派人士虽然不否认恢复经济的重要性 ， 但倾向于敦促人们继续保持谨慎态度 。 特朗普总统曾表示 ， 他希望州长们自己决定何时以及如何重新开放他们的州 ， 但他做出了非同寻常的转变 ， 即鼓励抗议者 ， 假如他们觉得那些封锁规则太严格的话 ， 他们实际上可以不服从他们的州长 。党派政治与认知问题有关新冠肺炎 ，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不知道 ， 这首先是 ， 我们要在多大程度上推行社交距离 ， 对长期控制感染而言 ， 这是必要的举措 。在一个不那么两极分化的世界 ， 我们理当对此做出经验性的判断 。 佛罗里达这样的州 ， 或者瑞典这样的国家 ， 初期没有下令实施封锁 ， 假如那里的感染率突然开始上升 ， 或者假如参加反封锁集会的人大量成为新冠肺炎的受害者 ， 那么我们就会有更多有关政策和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信息 。 反过来也是这样：假如提前开放的国家或州没有见证新感染病例的突然增加 ， 我们或许会认为 ， 我们错在了过分谨慎 。但有很多原因可以解释 ， 何以新的证据不会得到不偏不倚的分析 ， 党派政治首当其冲 。 11月将举行选举 ， 这一事实无疑加剧了已有的分裂 。 特朗普及其支持者之所以应对疫情的态度松懈 ， 是因为他们担心这场大流行病和经济崩溃可能危及他的选情 ， 而民主党人则看到了总统展示的巨大弱点 。 双方的许多人都在对他们真心相信的公众最佳利益做出判断 。 但那些判断开始越来越多地受到另一个因素即文化身份的影响 ， 这个因素证明了理性解释的不可靠 。许多经济学家和热心的改革者普遍认为 ， 某种有趣的人类认知模型是存在的 ， 人们从中可以获取有关世界的经验性信息 ， 可以推导出结论 ， 然后在细致查究那些事实的基础上得出偏好和选择 。 假如人们似乎在做出错误的选择 ， 比如 ， 假如他们对气候变化持怀疑态度 ， 或者认为新冠肺炎的死亡率被夸大了 ， 原因就是 ， 他们正在接收错误的信息（又名“假新闻”） ， 或者他们的受教育程度低 ， 不知该如何批判性地分析他们获得的信息 。这些解释显然都大有问题 。 互联网上充斥着不良信息、阴谋论和试图操纵人们观点的俄罗斯机器人 。 批判性地分析网络信息的能力因年龄而异 ， 相较于经验较少的祖父母 ， 正在成长中的年轻人更怀疑他们在互联网上看到的东西 。但人类认知方面的问题要比这严重得多 。 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和其他社会心理学家已经展示了人们如何倾向于从他们喜欢的道德或政治结果开始 ， 并用他们的认知技能捍卫那些立场 。 这就是文化身份起作用的地方：关于新冠肺炎 ， 你的立场不是取决于事实 ， 而是取决于你认为自己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而且 ， 成为共和党人或民主党人一份子的渴望甚至超越了健康或安全方面的个人自我利益 。 我们已从南方工人阶级选民对奥巴马医改的反对态度中看到了这一点的更温和形式 ， 尽管事实是 ， 他们是奥巴马医改的最大受益群体之一 。 今天 ， 这一点呈现的形式是 ， 冒着生命危险参加反停工集会 。 （乔纳森·海特 ， 是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社会心理学教授 。 ——译注）在这种氛围下 ， 提供更准确的事实或鼓励更好的媒介素养并不一定会改进决策 。 事实上 ， 有研究表明 ， 掌握更多事实、受过更多教育 ， 实际上使那些党派意识强烈的人更具党派意识 ， 因为他们能够整合更多信息 ， 以捍卫他们从一开始就认为是事实的立场 。 何以Snopes 这样的事实核查机构一直在白费口舌 ， 对那些确实想相信其他说法的人的影响微乎其微 ， 原因在这里 。 （Snopes是一家美国事实核查网站 ， 创办于1994年 ， 至今仍在运营 。 ——译注）民主党重新执政完全可能证明社会行为中的因果关系总是困难重重 ， 哪怕对拥有强大统计技术的社会科学家来说也是如此 。就算是在今天 ， 许多保守派人士依旧认为 ， 这场大流行病“只不过”造成了数万人死亡 ， 这与其他流感的死亡率相当 ， 与停工导致的经济损失不可相提并论 。 许多州发现 ， 它们并不像自己所认为的那样需要那么多呼吸机 ， 并正在将那些呼吸机运往其他州 。公共卫生专家回应说 ， 假如没有停工 ， 死亡和感染的人数会高出很多 ， 医院会挤满病人 。 问题在于 ， 你无法证明一个反事实 ， 因为许多其他因素或许一样可以解释目前的结果 。 特别是 ， 你无法向一位想以某种方式解释结果的忠诚党徒证明这一点 。我们有许多理由认为 ， 极化将随着这场危机的演变而加剧 。 美国人的关切 ， 正迅速从这场疾病转向他们的工作 。 就此而言 ， 看上去好像不会有一个突然的时刻 ， 事情迅速恢复到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前 ， 毋宁说 ， 会有一段旷日持久的重启经济而后再度感染的实验期 。 这将在每一个州都引发有关如何解释这一事实的巨大争论 。 从美联储向经济注入流动性 ， 到承诺为企业和工人提供支持 ， 有关政府应对疫情的那些非凡举措的经济争议 ， 将开始取代有关公共卫生的辩论 。 就哪些人会得到帮助而哪些人不得到帮助 ， 决策者将审慎行事 ， 做出重大选择 。在这一过程中 ， 假如资金要实现公正分配 ， 透明和问责就至关重要 ， 但当下的行政分支在这两方面都不特别为人所知 。 所有这一切都为更严酷的党派诉讼和无限延伸到未来的恶意创造了条件 。卫生和经济方面双重危机的长期后果是无法预见的 。 9/11事件之后 ， 没有人预见到中东最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没有任何人预见到2008年金融危机会催生全球民粹主义 。 早在新冠肺炎危机之前 ， 阴谋论就在美国盛行；随着压力和痛苦加剧 ， 很容易想象 ， 新的政治运动甚至是宗教 ， 将因此而滋生 。因选民对现任行政分支感到厌倦 ， 民主党人将在11月卷土重来 ， 这是完全可能的 。 但即令重新掌权 ， 他们也将继承一个陷入困境、围绕种种身份壁垒出现严重分裂的国家 。 还在这场危机到来之前的美好时光 ， 特朗普行政分支就已累积了自2008年危机以来前所未见的国家债务水平 ， 那些债务眼下又突然增加了两倍 。 不只下一届行政分支 ， 下一代人都将不得不生活在这一负担之下 。 民主党左翼正在考虑大幅度增加税收 ， 以支付雄心勃勃的新社会项目 ， 如免除大学学费和实施全民医保 。 这些增加的税收 ， 现在必须用于偿还在这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单独一年中产生的债务 。国家能力与公民信任假如审视一下世界各国抗击这一大流行病的不同程度的成功 ， 人们会发现 ， 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浮现了 。首先是人们可以支配的国家能力的程度 ， 这与卫生工作者、应急反应人员、基础设施和可用资源的数量有关 。 第二个关键因素与公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有关 。 不论是民主国家还是威权国家 ， 所有国家都必须高度自愿地遵守国家规则 。 假如它们不得不依赖强力去执行那些规则 ， 它们就有大麻烦了 ， 这一点美国的州长们需要牢记 。 德国和韩国是民主国家 ， 这种程度的信任是存在的 ， 因此它们的抗疫表现优于很多邻国 。美国在联邦、州和地方层级 ， 拥有巨大的国家能力 ， 但目前很大一部分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 不幸的是 ， 美国缺乏高度的社会或政治信任 。 更严重的极化已经压倒这个国家 ， 目前依旧是美国最大的弱点 ， 俄罗斯之类对手已幸灾乐祸地利用了这弱点 。 这样的极化在特朗普执政期间显著加剧 ， 而且 ， 尽管所有美国人都面共同威胁 ， 这极化依旧没有减弱的迹象 。人们固然可以想象一年之后会有更好和更坏的未来 ， 但除非在文化身份上的根本性分歧得到某种程度的克服 ， 美国将无法解决其长期问题 。[作者是《美国利益》杂志编辑委员会主席 ， 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博格里国际研究所（Freeman Spogli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 。 本文原题“The Wages of American Political Decay” ， 由《美国利益》杂志网站发布于2020年5月4日 。 听桥 ， 勉力译出 ， 有多分段 ， 并加上小标题 。 不保证准确理解和表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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