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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薪养廉与惩治反腐双管齐下，雍正的双手互搏能成功吗？( 二 )


与朱元璋的严苛不同的是 ， 康熙为政宽仁 ， 其大树清官 ， 以道德治国 ， 虽然在一定时期有一定效果 ， 但终究不能持久 。
如他自己说的 ， “诸臣为秀才 ， 皆徒步布素 ， 一朝得位 ， 便高轩驷马 ， 八驺拥护 ， 皆何所来赀？可细究乎！”
话说回来 ， “不可细究”是康熙的大智之处 ， 如真要细究 ， 没有实干家的魄力与讲求实际的真精神 ， 最终怕只能偾事 ， 不能为也 。
幸运的是 ， 雍正恰好具备了这两种素质 。在通过清查亏空、禁收节礼部费、耗羡归公等手段堵死了官员的各种腐败渠道后 ， 作为一国之君 ， 雍正也得从大局考虑并顾及到手下官员们的感受 ， 如让他们一点好处都没有 ， 恐怕又会别生事端 。
由此 ， 与耗羡归公配套的养廉银制度也随后推行 。
『』高薪养廉与惩治反腐双管齐下，雍正的双手互搏能成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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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北魏时 ， 一位名叫高闾的大臣就曾说 ， “饥寒切身 ， 慈母不能保其子；今给禄 ， 则廉者足以无滥 ， 贪者足以劝慕；不给 ， 则贪者得肆其奸 ， 廉者不能自保 。”
这大概是最早提出“以酬廉吏”观点的 。当然 ， 养廉不能说空话也不能零打碎敲 ， 要有真金白银才能见实效 。
按光绪《清会典事例》 ， 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 ， 各省总督养廉银在1.3万至2万两 ， 巡抚l万至1.5万两 ， 布政使5千至9千两 ， 知府8百至4千两 ， 知州5百至2千两 ， 知县4百至2千两上下 。其他如河道总督6千两 ， 漕运总督1万两 ， 盐运使5千两 ， 都是原俸的几十甚至上百倍 。
对于京官 ， 则先后推行“恩俸”和“双俸”制 ， 使其收入增加明显 。
【『』高薪养廉与惩治反腐双管齐下，雍正的双手互搏能成功吗？】需要指明的是 ， 雍正实行官员养廉银制度本身是为了弥补官员在节礼、陋规等方面所失去的灰色收入 ， 其同时也包含了相对合理的办公费用 。
乾隆时期曾有人奏请督抚藩臬所奏事件俱用驿站 ， 乾隆对此十分恼火并斥责说：
“督抚藩臬每年廉俸不薄 ， 即遣人寄奏 ， 途间资斧需用无多 ， 而必欲吝此区区 ， 过为计较 ， 尤属见小 。”
由此可以看出 ， 这些支出包括聘请幕吏等应由官员自付 ， 只有公务办得妥当并经营得法 ， 剩余的才能纳入私人腰包 。
『』高薪养廉与惩治反腐双管齐下，雍正的双手互搏能成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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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推行的耗羡归公与养廉银制度是相辅相成的 ， 这也是清廷在财税行政及官员收入方面的重大变革 。其中 ， 有两个辅助制度值得注意：
一是耗羡归公时实行“收支两条线” ， 收入有明细 ， 支出须申报 ， 由此清理了各种陋规及地方“小金库”；
二是实行离任官员审计制 ， 这一设想来自雍正五年河东总督田文镜的奏报：
“请嗣后知府、直隶州、知州离任时 ， 将所辖州县仓库钱粮 ， 照豫省交代例限三个月 ， 令接任官查明结报 。如有亏空 ， 知府、知州均为赔给 ， 方许新任 。接任官徇情出结 ， 即令分配 。”
这无疑给想贪腐的官员又上了一道紧箍咒 。
高薪养廉及其辅助制度固然好 ， 但也不宜否认康熙所提倡的道德力量与因素 。
说到底 ， 养廉银不过是手段 ， 为减少贪污、提高各级政府的行政能力而实施的 ， 但对一些人来说 ， 其本性是贪婪的 ， 再多的养廉银也不能满足其无限膨胀的私欲 。
再者 ， 任何制度在执行方面都会出现漏洞 ， 如官员的品德素质太坏 ， 再多“养廉银”也难以养廉 ， 再严格的制度最终也制不住贪婪的人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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