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洋人不远万里来大清求中国人多读点书( 二 )
李提摩太这些努力 ， 是有成效的 。上海轮船招商局的一位理事 ， 买了100本《泰西新史揽要》分送京城高官；曾国藩的女婿、做过道台、巡抚的聂缉槻 ， 成了广学会的忠实读者和慷慨的捐赠者、推广者；湖广总督张之洞 ， 也给广学会捐助了1000两白银；……从1890年到1911年 ， 广学会至少出版了400余种100多万册西学书籍；晚清的求新之士 ， 几乎全是广学会的读者；连光绪皇帝搜求到的129种西学书籍 ， 当中也有至少89种是广学会出版的 。广学会 ， 成了晚清中国人“开眼开世界”最重要的窗口 。 
李提摩太（后排左二）与翰林院学者合影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广学会并不是一个“文明的机械输入者” ， 它还试图将近代文明生长发育的土壤 ， 也一并带入中国 。晚清的洋务自强运动 ， 专以购入西方先进设备、学习先进技术为主要内容 。 广学会的成员们看出了其中的不妥 。 他们批评说 ， 科学技术与科学理论 ， 是两个完全不同而又相辅相成的东西 。 只重视前者 ， 对后者漠然不闻 ， 是“徒袭皮毛”之举 ， 无助于中国迈入近代文明 。作为弥补 ， 广学会花了很多精力 ， 试图向中国输入近代科学的思想基础 。 比如 ， 1878年 ， 会员慕维廉在《万国公报》上连续八期刊登文章 ， 向中国人介绍培根反权威的怀疑论 ， 和重理性的归纳法 。 慕维廉说 ， 中国文化缺乏科学传统 ， 怀疑论和归纳法这类东西 ， 正是中国文化的急需之物 。慕维廉甲午年后 ， 推崇丛林法则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 开始被一些救亡心切的中国知识分子奉为至理 。 在广学会看来 ， 社会达尔文主义信奉弱肉强食 ， 带有为殖民主义张目的非人道主义性质 ， 中国人掉进该主义之中 ， 是走上了歧路 。以《万国公报》为凭借 ， 广学会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做了许多廓清工作 。 比如 ， 会员林乐知撰文说 ，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种“以荒野间草木禽兽之所行 ， 窜入人类社会之中”的错误理念；会员马林撰文论证说 ， 人类社会进化的关键 ， 不是武力的强盛 ， 而是“自由之道” 。
林乐知广学会还批评了晚清盛行的“官督商办企业” ， 试图将当时最先进的近代经济学思想引入中国——1892年8月 ， 会员艾约瑟开始在《万国公报》上翻译连载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 这比严复的翻译要早出近十年 ， 对著作的理解程度上 ， 也要远远超过严复 。艾约瑟之所以想到要翻译《国富论》 ， 是因为他观察到了当时的中国 ， 正激荡着一股洋务企业排挤民间资本、并蜕化为官办或官督商办企业的浪潮 。 他在译文之余 ， 对反对国家垄断、鼓励自由竞争这方面的内容 ， 做了重点阐述 。 艾约瑟希望他的中国读者 ， 能够对官办企业、官督商办企业有一个正确的认知；能够意识到自由竞争与市场经济的好处 。 
艾约瑟对清帝国财政体系的混乱与黑暗 ， 广学会也提出了批评意见 。1882年 ， 花之安在《万国公报》上刊文 ， 指出清帝国的财政 ， 既缺乏可靠明晰的预算 ， 也缺乏公开性 ， 结果导致官吏的横征暴敛与财政的入不敷出 。 他建议清廷效仿英国 ， 引入近代财政预算体系 ， 让政府财政收支有预算、有决算 ， 皇帝花多少、兵丁花多少 ， “每年俱有定章 ， 不能多取” ， 而且公开透明 ， 可供国人监督 。这种批评 ， 触及到了近代文明赖以存在和发育最重要的因素——政治制度层面的改革 。其实 ， 早在1870年代 ， 广学会后来的会员们 ， 比如林乐知 ， 就已开始用中文写作 ， 想要将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理念输入中国 。 林乐知说 ， 近代国家之所以比传统国家强大 ， 是因为“其治国之权属之于民” ， 国事有民意为基础 ， “非一人所得自主” 。 林乐知还创造了议法、掌律、行政三个词汇 ， 来描述近代政治中的三权分立 。 他向中国人介绍了英国的上、下议院如何运作 ， 并给出了两条审视国家是否迈入近代文明的标准：（1）士农工商是否拥有真正的选举权 。 （2）是否政教分离 ， 信仰自由 。遗憾的是 ， 广学会的好意 ， 并不能得到清廷的正面回馈 。 对洋务运动以军工企业为主干的批评 ， 呼吁给民营企业生存空间的言论 ， 反给他们招来一顶“好预人家国事”的帽子 。面对批评 ， 林乐知曾如此回应：“本馆主 ， 美国人也 。 局外旁观 ， 岂未知不在其位 ， 不谋其政乎……知无不言 ， 言无不尽 ， 非好预人家国事也；只祈尽一己之心与中国交好 ， 而欲有益于中国 。 ……知我者 ， 谓我推诚布公 ， 以亲中国；议我者 ， 必谓我干预中国事矣 。 而不知大公无我者 ， 本馆主人之实心也 。 既有一知半解 ， 而不为友邦进忠直之言 ， 尚得谓之和好耶？”但真正的有识之士 ， 是愿意拥抱近代文明的 。 他们喜欢阅读广学会编写的书籍 ， 也乐意倾听广学会成员们对中国的批评 。甲午惨败后 ， 林乐知撰文痛斥中国政治有八大恶习——骄傲、愚蠢、胆怯、欺诳、暴虐、贪私、因循、游惰 ， 上海格致书院的院长王韬读了之后 ， 感慨文章用意深远 ， 是在鞭策中国变法自强 。吏部尚书孙家鼐读过之后 ， 也在家信中赞叹 ， 说林乐知的文章：“于中国之病源 ， 可谓洞见症结 ， 此中国士大夫所不能知、知之而不敢言者 。 ”1895年8月 ， 梁启超等人效仿广学会 ， 在北京创办了强学会 ， 试图“输入世界之智识于我国民” ， 同时还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家公共图书馆“强学会书藏” ， 孙家鼐也参与其中 。 广学会的李提摩太 ， 与英美两国公使 ， 给这家图书馆提供了颇多“西书及图器” 。那年秋天 ， 梁启超们每日里的主要工作 ， 是邀人来图书馆读书；他们得到一张高质量的世界地图后 ， 又“日出求人” ， 每日里到街面上打招呼做广告 ， “偶得一人来观 ， 即欣喜无量” ， 觉得自己又将中国往文明世界推动了一小步 。清廷拿广学会没办法 ， 却奈何得了强学会 。 所以这家图书馆 ， 只存在了短短五个月 ， 就被步军统领衙门查封了 ， 查封的理由是：“专门贩卖西学书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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