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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清末官场的“前卫”改革：面子工程一蒙一瞎

本文原载于《百家讲坛》（蓝版）2011年第2期 ， 原题为“面子工程一蒙一瞎：清末官场的‘前卫’改革”
粉墨登场是大清国官员们最为拿手的绝活 ， 他们往往将自己作为舞台的主角 ， 全力打造“高、大、全”的光辉形象 ， 养成了浮夸、疲怠的工作作风 。
如大清国第一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 ， 在东北有相当的建树 。 年仅22岁的大清国军队总参谋长（军咨大臣）载涛 ， 从欧洲回国时 ， 经过奉天 ， “见马路、电灯、军警无不备具 ， 街市焕然一新 ， 乃宿公署 ， 俨然欧式 ， 益服世昌新政经画 ， 非它省疆吏所及 。 还朝即力荐其值枢府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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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 也有愤青们对此不以为然 。 王照在《方家园杂咏纪事》中说 ， 徐世昌到东北后 ， 干的无非都是面子工程、形象工程 。
王照的评价虽然有些偏颇 ， 却也描摹出大清国改革的一幅画卷 。 时人有记载道：“易私塾门榜即为学堂 ， 改亲兵衣饰即为巡警 ， 建一二洋式衙署 ， 用一二留学生 ， 即为崇奉西法 。 ”轰轰烈烈的改革 ， 被各级领导干部有效地当成了道具和工具 ， 他们莫不在“马路、电灯、军警”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表面文章上大下功夫 ， 搞得锣鼓喧天 ， 色彩烂漫 。
[改革]清末官场的“前卫”改革：面子工程一蒙一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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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体制改革刚刚启动时 ， 清政府将改革的刀子对准官员队伍的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 ， 监察官员（御史）甚至具体选定了繁琐的官场礼仪作为下刀的对象 。 改革的成果似乎是显著的：以往扛着“肃静”、“回避”导牌、挎着腰刀的衙役们 ， 换成了装束精神、扛着洋枪的警察 ， 军乐则取代了敲锣 。 官员们在日理万机之暇 ， 也还能心系群众 ， 设立了“接待日”（即告期） 。 当然 ， 接待日之外 ， 恕不接待 ， 违反此规定非要领导接待的 ， 就是恶性上访 ， 扰乱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 。 不仅接见群众要定日子 ， 接见下属也同样要有“衙期” 。 至于告期、衙期之外 ， 领导干部们都在忙些什么 ， 那自然是大清国的国家机密 ， 与平头百姓没啥关系 。
【[改革]清末官场的“前卫”改革：面子工程一蒙一瞎】在珍稀的告期、衙期到来之时 ， 衙役们却忙于包装 ， 以凸显领导干部的威严 ， “于是百姓视州县为神圣 ， 属官视长官如帝大” ， 而升堂问案的实际时间就更少了 。 在国家机关持久的自我雄起的包装下 ， 贵州苗人甚至将所有的官员一律尊称为“皇帝” ， 而把北京城的皇帝称为“京中老皇帝” 。 没有史料表明 ， 被称为“皇帝”的大小领导干部们是泰然受之还是惴惴不安 ， 但遍布史籍的是 ， 地方官的确如同小皇帝 ， 恨不能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也建个天安门、金銮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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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更大、更牛、更雷”的官场排场 ， 其造成的危害是“疾苦无所周知 ， 利弊无以上达” 。 御史吴钫指出 ，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 ， 无非就是让国民担当起国家的重任 ， 而这就必须“先使国民有爱国亲上之热诚” ， 只有将那些陋习“革除尽净” ， 才能使民情上达 ， 改革才能有效 。
当时 ， 早已经走向世界的大清国 ， 对西方的情势并不是一无所知 。 几乎每一个出访西方的代表团 ， 都会注意到在西方国家 ， 总统与民众是平等的 。 大清国那些饱读诗书的使者 ， 都会因此联想到书本中所描绘的 ， 上古淳朴社会中天子“下车泣罪”、“止辇受言”的古老故事 。 戒除官气 ， 不仅是监察官员们的呼声 ， 也是那些掌握实权的改革派官员们的呼声 ， 比如张之洞、刘坤一等 。 “古之言治者 ， 曰亲民 ， 曰忘势” ， 其实 ， 忘却自己的威势 ， 正是亲民的基础 ， 但要“忘势” ， 仅仅依靠官员们的自觉显然是不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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