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检察官亲历的命案庭审
三宗命案,不同的案发场景和庭审挑战 。检察官如何通过举证质证还原案件事实、履行指控证明犯罪的主导责任?让我们跟随广州市检察院第二检察部负责人、“全国检察业务专家”、“全国优秀公诉人”、首届“广州地区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务专家”庞良程一道,听他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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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杀教授案”庭审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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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检察院检察长欧名宇(右)和庞良程(左)出席“厨师杀厨师案”庭审
这场疫情,让我们知道世界各地发生的苦难与死亡 。作为检察官,也会面对一些严重犯罪造成的生死离别 。命案庭审,是检察官的履职场景之一 。从2017年到2019年,作为公诉团队成员,我亲历了三起市检察院检察长和市法院院长同时出席的命案庭审 。
丈夫杀妻案
重罪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先例
被告人李某与被害人杨某是夫妻,两人来广州打工,下班后回出租屋休息时,因是否回家给外公拜寿发生争吵,李某骑压在杨某身上,用双手掐住其颈部,致杨某死亡 。随后,李某报警归案 。
这是一起因家事纠纷引发的悲剧,也给留守儿童和老人带来生活难题 。李某夫妇育有8岁的女儿和6岁的儿子,一直由岳母照看 。年幼的孩子突遭家庭变故,在永远失去妈妈后,面临失去爸爸的雪上加霜 。李某的父亲和杨某的母亲达成调解协议和谅解协议,希望司法机关从轻处理李某 。
我接办案件时,广州作为全国18个试点城市之一,刚启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当时作为试点的都是基层院办理的轻罪案件,市级院办理的重罪案件可否试点,不少试点城市在观望中,何况是故意杀人这样的重案 。
生命权是公民人身权利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命案从宽处罚会不会引起社会公众“司法不公”的质疑?如何防范舆情民意引发的诉讼风险?
虽然没有先例,但我们专门成立公诉团队,与市法院沟通协商,就重罪案件能否适用这一制度达成了共识 。本案因婚姻家庭矛盾激化引发,作为临时起意的激情犯罪,与社会上有预谋的故意杀人犯罪有一定区别;被告人犯罪后有自首情节,通过亲属和被害人亲属达成调解协议和谅解协议,有一定悔改表现;被告人还有两名未成年子女需要抚育 。从促进社会和谐的目的出发,适用这一制度有利于修复社会关系,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鉴于此案具有典型意义,检法两长决定同堂办理 。
被告人李某和辩护律师也有此诉求 。而量刑协商形成的量刑具结书是这一制度的核心要素,对此,控辩双方出现认识分歧 。故意杀人罪的法定刑是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公诉团队初步商定的量刑建议是无期徒刑,而李某的辩护律师希望判处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
如果双方各持己见,将出现被告人认罪不认罚的局面,无法签署量刑具结书,个案试点工作也将终止,而从天理国法人情的视角来看,本案存在依法适用的理念先导和制度空间 。如何才能超越技术层面实现办案效能?公诉团队经过研究,提出无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十五年的弹性量刑思路,与辩护律师沟通协商,并对被告人释法说理,最终顺利签署量刑具结书 。
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犯罪后有重获新生的希望,理应得到尊重和保障,量刑协商过程是辩护律师辩护权的诉讼前置,必须坚持程序正义 。
开庭时间定在2017年5月18日 。开庭前一天,法院召开庭前会议,由控辩双方展示证据,明确举证方法思路 。辩护律师认为李某曾被诊断为精神病,无法确定作案时是否患病,但对精神病司法鉴定认定李某作案时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结论没有提出明确的否定理由 。经过控方解释,辩护律师不再提出异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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