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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安全」大数据与社会公共安全源头治理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加速转型期 ， 随着社会利益逐渐分化 ， 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涌现并呈现出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特点 ， 导致了各种诱发社会风险的要素不断增多 ， 从而使得社会公共安全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 要处理好此类问题 ， 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路就是从源头治理的角度来进行拓展和深化 。 同时 ， 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 ， 超越传统意义上的数据储存、管理和分析能力的大数据在带来数据与信息处理方式的根本性变革的同时 ， 已经对社会公共安全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 。 实践证明 ， 充分运用大数据手段能够最大限度实现社会公共安全的源头治理 ， 减少转型期社会公共安全风险发生的机率 ， 减低社会公共安全治理的成本 。 在这种背景下 ， 本文拟从源头治理的决策结构、文化观念、策略手段三个方面 ， 结合当前中国社会公共安全治理实践 ， 探讨大数据与源头治理实现的关系 ， 以期为更好推进中国社会公共安全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 。
一、问题的提出
从一定意义上来看 ， 社会公共安全作为一个学术议题产生是近十几年的事情 ， 目前学术界对其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公共安全的体系构建、政策研究和治理途径等方面 。 从其国外理论来源来看 ， 主要包括风险社会、社会运动以及危机管理三个方面[1] 。 在此基础上 ， 杨雪冬(2004)认为在对风险“复合治理”过程中需要提倡发挥多主体、多维度的作用[2] 。 童星(2007)提出了对社会转型、社会冲突中的社会风险到公共危机的整合研究路径与框架[3] 。 刘霞(2012)针对中国政府传统应对危机的社会政治动员和政府行政管控的管理模式 ， 提出要创新危机管理的组织模式 ， 建立全社会整体联动的公共危机治理网络[4] 。 同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 ， 以及中国社会公共安全形势日益复杂 ， 将大数据运用到社会公共安全治理当中 ， 不仅已经成为实践的急切需要 ， 而且也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热点之一 。 马奔(2015)研究了大数据在应急管理中的应用[5];丁翔等(2017)从社会公共安全的科学属性和价值属性出发 ， 探讨如何促进大数据和公共安全的良性互动[6];孟天广等(2018)提出了要构建囊括社会治理民情(诉求)汇聚、社会治理风险动态评估和基于知识库的诊断式政府回应模式的智能化社会治理体系[7] 。 总体来说 ， 目前学术界对大数据应用于社会公共安全领域更侧重于宏观层面的分析 ， 没有针对社会公共安全治理不同阶段进行深入分析 ， 尤其是未针对社会公共安全源头治理来分析 ， 而这正是目前社会公共安全研究中所亟须解决的问题之一 。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 ， 全球范围的数据量迅速增加 ， 已经形成了规模巨大的高速的数据集以及海量的数据量 ， 并借助一系列算法从海量非结构化数据中发现反映社会现象的特定模式、关系或趋势 ， 形成了大数据的发展趋势 。 可见 ， 大数据不只是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数据获取、储存等集合 ， 而是运用机器学习方式把非结构化的以及海量的数据 ， 转化为结构化的、可被理解的社会知识和理论分析 ， 所以就更多体现为对于海量数据的挖掘、筛选、分析以及海量数据的应用方法和技术 。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 中国的社会公共安全领域的大数据应用也得到很大拓展 。 2015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中明确提出“加强对社会治理相关领域数据的归集、发掘及关联分析 ， 强化对妥善应对和处理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数据支持 ， 提高公共安全保障能力 ， 推动构建智能防控、综合治理的公共安全体系 ， 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 。 ”[8]从一定意义来说 ， 大数据在社会公共安全领域的应用不仅能够为政府提供有效的民意认知 ， 加强对社会公共风险的预防、预警与研判 ， 而且能够为社会风险评估和政府有效回应提供可靠的技术手段 。
实际上 ， 在以往我国社会公共安全体系的建构过程中 ， 基本侧重于解决和处理传统意义上社会公共安全事件 ， 往往可以通过应急处置、甚至“花钱购平安”等中端或者末端治理手段进行解决 ， 一定程度导致治理成本增高和效率低下 。 相对而言 ， 对源头治理重视程度不够 。 源头治理是指政府等部门在可能诱发社会公共安全事件但尚未发生或某些公共安全事件将要演变成危机但尚未引发的源头上 ， 提前预测或预防将要发生危机的风险及程度 ， 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将演变成危机的风险降到最低 。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 各种新兴类型的社会公共安全事件不断涌现 ， 公民表达诉求的网上与网下互动方式越来越频繁 ， 仅仅依靠中端或者末端的治理方式越来越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 随着国家对于大数据越来越重视 ， 其所形成的可视数据分析、时空轨迹分析、社交网络分析、智能图像、情感与舆情分析等多种方式 ， 更加广泛应用到我国的社会公安公共安全体系建设当中 。 在这种情形下 ， 探讨大数据与实现社会公共安全源头治理的关系 ， 既是回应社会公共安全研究的实践需要 ， 也是进一步深化包括大数据在内的计算社会科学在社会公共安全研究中的理论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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