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司法局』我爸第一次出国，眼看就要离家半年
【『西安市司法局』我爸第一次出国，眼看就要离家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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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从赴德攻读法律那年算起 ， 我旅德11年了 ， 结了婚 ， 有了两个孩子 ， 一家四口现居柏林 。
2019年11月 ， 我父母经过13个小时的飞行 ， 来德和我们团聚 。 这是母亲第五次来 ， 却是父亲11年来第一次来看我 。 母亲下飞机的第一句话：“今年不冷啊 。 ”父亲则夸奖这里空气不错 。 母亲每天围着两个外孙转 。 父亲自由自在 ， 在城市里随意漫步 ， 靠散步逛遍了柏林各大景点 。
今年春节前夕的某一天 ， 我正在为父母2月初回国做准备 ， 突然看到微博和朋友圈关于一种“新型病毒”的消息 。 面对大量信息 ， 我很难判断真伪和事态发展的趋势 。 之后每天 ， 我都在关注中文和德文媒体报道的“病毒”的情况 。
我中学时代有过“非典”记忆 ， 多年后还是会关注“非典”感染者后来的生活 。 我发微信询问在国内医院工作的朋友 ， 她建议我推迟父母回国的日期 ， 在德国给老人采购好必备的口罩和消毒用品 ， 最好连护目镜也备上 。 当天 ， 我上网定了6盒口罩和消毒用品 。 我第二天还想再订一些 ， 寄给给国内的亲朋好友 ， 发现德国的网店已经断货 ， 发货要等待12周 。
新冠疫情在中国暴发 ， 德国媒体几乎是同步做了相关报道 ， 他们最开始把新冠病毒和流感病毒相提并论 。 当我在家对我先生解释为什么武汉决定封城、为什么人们要戴上口罩时 ， 他却拿每年德国流感造成的并发症死亡人数说事儿 ， 告诉我不必惊慌 。 最令德国华人愤慨的是 ， 《明镜》2020年的第六期封面 ， 一个戴防护面罩身穿红色雨衣手持手机的中国人 ， 配有Corona Virus made in China文字 。 接着 ， 华人被歧视、挑衅、殴打的消息不断传来 。 我那段时间过得很窝火 ， 以至于经常在各种场合怒怼当地人“不友好” 。
了解全国性的防控措施后 ， 我决定给父母改签 ， 将回程日期向后推迟了10来天 ， 以错过春节后的人流高峰 。 接踵而来的消息是 ， 海南航空暂时停飞柏林-北京航线 ， 这下二老可以彻底不纠结要不要回国了 。 申根签证每次停留不能超过90天 ， 但柏林当地移民管理局为超期滞留在德国境内、满足条件的中国人延长签证 ， 只在德国境内有效 。 我父亲第一次出国 ， 眼看就要离家半年之久 。
大儿子的生日在1月底 ， 我们在家里给他办了一个盛大的生日派对 ， 邀请了17个小朋友 。 只有一位中国妈妈在动身前犹豫地问了一下“派对是否如期举行” ， 德国孩子都如期而至 。
2月底 ， 我们一家从奥地利滑雪归来 ， 听说有德国人在意大利滑雪胜地感染了新冠病毒 ， 我们度假的区域距意大利也就200多公里 。 接着 ， 德国北威州有大量民众感染病毒 ， 确诊病例逐渐遍布各州 。
从得知柏林第一个确诊病例开始 ， 我每天不定时刷新疫情报告 ， 确定“何时何地有可能接触感染者” 。 3月中旬 ， 全德感染人数突破1000并开始成倍增长 ， 幼儿园里举行了家长会 。 有些家长很担心 ， 有些家长则宣称“受够了媒体渲染病毒带来的惊慌” ， 提请跳过这个话题 。 也有家长提出 ， 市议会应该决定关闭学校和日托机构 ， 在座大部分德国家长觉得她疯了 。 也可以理解 ， 大家都有工作 ， 并不是每个家庭都有一个全职家长 。 有趣的是 ， 家长会后的第二周 ， 德国全国确诊病例破3000 ， 市议会决定暂时关闭学校和日托机构 ， 有效期至复活节假期 。 我倒是松了一口气 ， 而我大部分的中国朋友早在一周前就不再送孩子去学校了 。
宅家的第一天 ， 我开车去超市 ， 进行“德式仓鼠囤货（Hamsterkauf）” ， 把父母孩子留在家 。 除了厕纸和消毒洗手液 ， 货品相当充足 。 供应商不断地告诉大家 ， 不用惊慌 。 作为中国人 ， 我对于囤厕纸这个逻辑实在难以理解 ， 只是开始在人多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 。 我发现 ， 戴口罩的人大部分都是亚裔 。 柏林也开始关闭各种商店 ， 超市、药店、诊所和公共设施系统还在运行 。 营业的门店必须遵守人与人保持1.5米以上距离的规定 ， 警察会在片区内轮流抽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