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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看各国文化习俗对抗击病毒的影响，从疫情期间酒吧营业情况( 二 )


抗击病毒需要政府采取措施 ， 也需要民众的配合 。 至于民众的配合度 ， 部分取决于他们的文化 ， 或者叫国民性 ， 取决于他们对规则的态度、是否顺从必要时对自由的各种约束 。 美国自由撰稿人乔·马西斯称 ， 新冠病毒暴露了美国人的自私倾向：“二战”期间 ， 全体美国人都接受配给制 ， 限量获取肉、糖等食物 ， 人们会补胎而不是买新的车胎 ， 以便把重要的物资供给军队 。 人民为了更大的利益做出牺牲 。 那是上世纪40年代 。 如今 ， 美国人甚至不愿意放弃周六晚上去酒吧 。 美国人已经忘记了为他人做出牺牲 ， 忘记了自己应该做什么 。
马西斯说 ， 新冠病毒也许会成为“二战”以来美国面临的最大的危机 。 特朗普总统宣布了全国紧急状态 ， 卫生部门要求人们相互之间保持6英尺以上的距离 ， 因为即使是年轻人也会在人群聚集的地方传播病毒 。 然而 ， 周六晚上 ， 全国的酒吧和餐厅都是满的 。 有些人就是拒不服从政府的要求 。 一个30岁的女性说：“这里是美国 。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 ”这样是会害死人的 。 这样的人绝不是少数 ， 他们认为在美国可以为所欲为 ， 哪怕会伤害自己的邻居；认为自己不需要对同胞负责 。 民意调查显示 ， 计划不参加大型集会的人不到一半 。 最近几十年来 ， “更大的利益”的概念惨败 ， 人们更赞同顽强的个人主义 ， 主张自足的美德 ， 把责任感斥为社会主义的品质 。
3月13日 ， 马里兰大学心理学教授迈克尔·盖尔范特给《波士顿环球报》撰文说 ， 抗击病毒的成效不仅取决于医学手段 ， 还跟各国的文化有关 。 她写道：“中国严格的文化规划有效地放缓了病毒的传播 。 中国让至少5000万人接受隔离 ， 在火车站和商店实施安全检查和体温检测 。 甚至给纸币消毒 。 但这不只是自上而下的努力 。 中国公民担心会感染他人 ， 都做出了很大的牺牲来帮助缓和病毒的传播 。 他们把自己视为保护其他地区和全世界的前线 。 跟其他国家相比 ， 美国人不习惯为了共同目标而协调其社会行为 。 美国松散的文化规划需要一个巨大的转变 ， 要为更严格的规则而暂时牺牲自由 。 ”
美国采访人员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专栏中提到 ， 盖尔范特著有《规则制定者、规则破坏者：严格和松散的文化如何连接世界》一书 。 她说 ， 几年前她跟同事写过一篇论文 ， 按照国民对规则和自由何者优先的排序 ， 把各个国家分为严格的或者松散的 。 严格的社会文化的国家 ， 如中国、新加坡和奥地利 ， 有许多管制社会行为的规则和惩罚措施 。 这些地方的公民习惯了更高程度的监督 。 松散的文化的国家 ， 如美国、意大利和巴西 ， 规则较弱 ， 自由度更大 。 那些法律更强大、惩罚更严的国家可能遭受过饥荒、战争、自然灾害、病菌爆发 。 这些容易遭受灾害的国家学会了更严厉的方式 ， 因为严格的规则和命令能救命 。 受到威胁较少的国家则较为松散 ， 他们会优先考虑自由而非约束 。
关于各国人对规则的顺从程度 ， 法国学者本内迪克特·拉佩尔在《欧洲脸谱》一书中举了一个十分生动的例子：在布鲁塞尔中央火车站 ， 老师组织来自欧洲不同国家的孩子去学滑雪 。 老师让孩子们每人都戴上一顶小红帽 。 结果德国孩子列队整齐 ， 帽子戴得很规范 。 旁边的法国孩子很难排好队 ， 老师在那里努力维持秩序 ， 再远一点的是意大利孩子 ， 他们的老师还没到 ， 帽子的颜色也不很一致 ， 有红色的、粉红色的 ， 还有橘黄色的 ， 有的孩子甚至没戴帽子 。 英国孩子很守纪律 ， 但也很冷漠 。 西班牙孩子则在那里东张西望 。
拉佩尔经常在欧盟做培训 ， 接触过欧洲各国的人 ， 对各国的文化差异深有体会 。 他说 ， 有人戏言：“在德国 ， 人们做一切被允许做的事 ， 被禁止的除外；在法国 ， 人们做一切被允许做的事 ， 甚至包括被禁止的在内 。 人们觉得德国人太沉闷固执 。 这与他们习惯于服从有关 。 服从规则在德国具有根本的意义 。 ”德国传记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在《音符与铁血：德国人的民族性格》中说：“德国人十分习惯只要有三四人 ， 大家就组织起来的事实 。 这是他们受教育的方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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