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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金融评论』谁是FinTech推手

当前 ， 金融科技在世界各地方兴未艾 ， 但各国的应用水平并不平衡 。 在某些经济体 ，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 金融科技应用的驱动力缘于金融服务供不应求 ， 于是通过金融科技来提高金融服务的普惠性 。 而在另外一些经济体 ， 推动金融科技应用的力量则与传统金融业务的成本过高、监管环境有利以及其他宏观经济因素密切相关 。 此外 ， 人口因素也在金融科技应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 因为年轻一族更容易信任并主动接受金融科技服务 。 金融科技不仅有助于提高金融体系的普惠性和效率 ， 而且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 然而 ， 金融领域过去曾经出现的市场失灵仍然存在 ， 并会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 。
『新金融评论』谁是FinTech推手
本文插图
本文来源于《中国金融》2020年第5期 ， 作者乔恩·弗罗斯特（Jon Frost）系国际清算银行（BIS）创新与数字经济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荷兰中央银行金融稳定局高级经济学家 ， 主要从事金融科技与数字创新、金融稳定和宏观审慎、国际资本流动、中央银行业务等领域的研究 。 推动金融科技应用的经济力量
文 | 乔恩·弗罗斯特译 | 张林
金融科技应用呈现地域特征2017年 ， 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将金融科技（fintech）定义为金融服务领域的科技赋能创新（technology-enabled innovation） ， 它可以催生新的商业模式、应用、流程或产品 ， 并对金融服务产生相应的实质性影响 。 值得注意的是 ， 金融科技可以包括来自新公司、现有科技公司和金融机构的创新 。 在过去几年中 ， 金融科技已经在世界上的各主要地区出现——无论是发达经济体 ， 还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EMDE） 。 但金融科技应用的普及率却悬殊巨大 。 与整个金融体系相比 ， 尽管金融科技活动的规模通常较小 ， 但在部分经济体中 ， 它们已经壮大到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规模 。 在一些国家 ， 金融科技仅仅是一种局限于某些业务领域的利基活动（niche activity）；但在另一些国家 ， 金融科技正在步入金融服务的主流 。 金融科技应用的这种格局令人困惑 ， 因为它既不反映经济发展 ， 也不反映政治疆界 。 本文讨论的问题是：如何解释金融科技创新在一些经济体和市场中被更广泛地应用 ， 而在另一些经济体中却裹足不前？现有证据表明 ， 在支付领域 ， 新的金融科技提供商已经在移动支付领域站稳脚跟 ， 特别是在零售消费领域异军突起 。 目前 ， 科技金融公司（techfin）或大型科技公司（big tech）在某些国家已经成为日益重要的支付服务提供商 ， 而在另一些国家则不然 。 最新数据显示 ， 大型科技公司的移动支付业务量已经占到中国GDP的16％；但在美国、印度和巴西 ， 这个比例还不到1％ 。 特别是在EMDE国家中 ， 受益于大量消费者使用智能手机 ， 移动支付的比例甚至超过了银行转账和信用卡支付 。 世界银行最近的调查显示 ， 在智利、孟加拉国、伊朗以及许多非洲国家 ， 超过20％的人口拥有移动货币账户（mobile money account） 。 与此同时 ， P2P借贷、市场借贷以及其他金融科技信贷平台在某些细分领域也形成了相当大的经济规模 。 比如 ， 金融科技信贷平台的业务规模在2016年占美国新增住房抵押贷款的8% ， 在2018年占到美国无担保个人借贷总额的38% 。 从中国、美国和英国的情况来看 ， 这类平台的业务大都与中小企业融资有关 。 在美国和英国 ， 这些平台向中小企业提供的资金分别相当于银行同类贷款的15.1%和6.3% 。 在韩国和肯尼亚 ， 包括大型科技公司在内的金融科技信贷平台所提供的贷款也达到了一定规模 。 然而 ， 在欧洲大陆、中东和拉美的大部分国家 ， 金融科技平台的贷款规模却微不足道——通常远低于银行和其他借贷机构信贷余额的1% 。 在保险市场和一些批发应用领域（如贸易融资） ， 金融科技创新日趋活跃 ， 甚至形成了“保险科技”（insurtech） 。 但在批发市场（如银团贷款、衍生品市场、清算和结算行业） ， 金融科技的渗透率仍然很低 ， 尽管分布式账户技术得到了初步应用 。 总体而言 ， 相对于当前整个金融体系的规模 ， 金融科技活动仍然量小力微 。 以2017年为例 ， 全球金融体系的资产规模高达382万亿美元 ， 而金融科技平台的信贷总量只有5450亿美元 ， 约为全球金融体系资产存量的0.14% 。 即使在2017年底加密资产投机泡沫最严重的时候（当时比特币的价格飙升至2万美元） ， 这个市场与全球金融资产总额相比也是微不足道 。 尽管如此 ， 各国之间金融科技应用的规模还是存在显著差异 。 即使在各国内部 ， 金融科技的发展也参差不齐 。 比如 ， 杭州、西雅图和特拉维夫等城市出人意料地成为了金融科技活动的温床；而在一些传统金融中心如东京和米兰 ， 相对于它们在其他金融服务领域的地位 ， 金融科技活动发展却差强人意 。 为了解释金融科技应用的地域特征 ， 笔者考察了来自不同金融服务领域的证据 ， 并将这些证据整理成金融科技应用背后的关键动力 。 除了技术进步 ， 其他主要力量还包括金融服务供给不足、日趋激烈的竞争环境、监管政策和人口变化 。 了解这些经济驱动因素不仅有助于洞察当前金融科技的发展动态 ， 而且可以判断金融科技在未来是否能够继续增长以及这种增长是否值得追求 。 金融科技有助于向那些传统上被排除在金融体系之外的人提供服务 ， 能够克服特定的市场失灵（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等） ， 可以提高经济效率和促进经济增长 。 这些效果已经逐步开始显现 。 与此同时 ， 以监管套利或寻租为目的的金融科技应用却得不偿失 。 普惠金融呼唤金融科技应用在世界各地 ， 大约17亿成年人还没有开立银行账户 。 特别是在EMDE国家 ， 许多家庭主要依靠现金进行日常交易 ， 从而导致大量未登记的经济交易（通常被称为“非正规经济”） 。 即便是那些拥有银行账户的人群 ， 他们也可能根本无法获得信贷、保险和财富管理这类金融服务——或者说类服务的价格超出了他们的消费能力 。 即使在发达经济体 ， 某些群体（如少数族裔和宗教少数群体、移民劳工和难民）也无法获得基本的金融服务 。 大量事实证明 ， 对金融服务的渴望是金融科技应用不断前行的重要动力 。 也许最著名的例子是M-Pesa 。 这是一家由肯尼亚电信供应商Safaricom于2008年推出的移动转账系统 。 M-Pesa目前在东非、北非和南亚的多个国家运营 ， 2018年其用户数量达到了3200万 。 金融供给不足也是推动金融科技信贷发展的动力 。 在中国 ， 金融科技信贷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金融供应矛盾（例如 ， 克服了借款人与银行网点之间存在的巨大地理距离） ， 并允许信用评分较低的公司获得信贷 。 在美国 ， 金融科技信贷对银行小额贷款形成了有益的补充 。 贷款俱乐部（Lending Club ， 是美国最大的P2P平台之一 ， 2007年成立于旧金山）已经渗透到了传统银行服务不足的许多领域 。 在德国 ， 金融科技信贷服务已成为被银行业忽视的消费信贷市场的一部分 。 在阿根廷 ， 有35%的小额信贷来自大型科技电子商务平台美客多（Mercado Libre） ， 按照信用评分 ， 这些借款人没有资格从银行获得信贷 。 纵观各国 ， 当银行网点的密度不能与当地人口数量相匹配时 ， 大型科技公司的信贷就更为普遍 。 这种趋势的另一个例子是汇款服务 。 凡是在国外生活过的人都深有体会 ， 现金跨境转账通常既慢且贵 。 如果打工者向居住在EMDE国家或偏远地区的家人汇款（其金额通常较小） ， 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 。 世界银行的调查表明 ， 向EMDE国家汇200美元的平均费率为6.84% ， 相当于要花费13.68美元 。 此外 ， 近年来代理银行业务关系弱化也增加了跨境汇款的成本 。 在此背景下 ， 汇款业务（特别是跨境支付）正在成为金融科技提供商步步为营的优势领域 。 综上所述 ， 在现有金融体系无法满足消费者需求的相关领域 ， 金融科技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 尽管金融科技创新可能需要更多的前期投资 ， 但其获取新客户关系的单位成本较低 。 虽然富裕国家目前仍然是金融科技活动的主战场 ， 但相对于经济规模而言 ， 金融科技活动在一些EMDE国家的作用却更加重要 。 宏观经济学与融资成本一般而言 ， 金融科技应用在金融服务相对昂贵的国家更为普遍 。 菲利普（Philippon ， 2016）对历年来美国融资活动居高不下的“单位成本”进行了研究 ， 并分析了金融科技在提升效率方面的潜力 。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 尽管出现了计算机、金融市场电子交易和其他创新 ， 但金融服务依然相当昂贵 。 自2002年以来 ， 金融服务的费用开始下降 。 最近的调研结果表明 ， 来自金融科技和大型科技公司的竞争是金融产品创新的主导力量 。 这种竞争是否以及如何影响融资成本的总体数字 ， 目前尚难断定 。 有关跨国数据显示 ， 尽管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各国金融服务费用开始趋同和下降 ， 但在许多经济体 ， 金融服务仍然非常昂贵 。 根据近年来的相关数据 ， 金融科技信贷在融资成本较高的经济体中似乎更具渗透力 。 在人均收入较高（反映经济发展水平）、银行业加价较高（衡量市场力量的指标 ， 通常意味着市场竞争不充分）的国家 ， 金融科技信贷的比例会更高 。 在许多情况下 ， 网络效应有助于金融科技信贷平台更加集中地提供服务 ， 从而降低服务成本 。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 ， 各国中央银行的非常规货币政策是否有助于金融科技应用 ， 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4年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 ， 各国影子银行的增长与2008年之后的低利率和更严格的资本监管等因素有关 。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已知的跨国证据表明低利率与金融科技信贷量有关 。 总之 ， 在银行业相对缺乏竞争因而利润更高的情况下 ， 金融科技应用可能会有更大的动力 。 金融科技的后来者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效率 ， 降低金融服务的成本 。 监管环境的影响针对监管环境如何促进或阻碍金融科技的应用 ， 许多人进行了专门研究 。 Rau（2017）的研究显示 ， 在法制建设、监管质量、腐败控制、进入便利性以及现有中介机构盈利能力等方面有优势的国家 ， 通常拥有更大数量的可替代融资（alternative finance） ， 包括金融科技信贷 。 英国剑桥大学新兴金融研究中心（CCAF）2019年的一项调查表明 ， 监管适当（既不过度也不缺失）的国家 ， 其可替代融资量较高 。 总的来看 ， 这些研究的证据并不支持金融科技应用主要由监管套利所驱动的结论 。 当然 ， 也有研究结果表明某些金融科技活动是出于监管套利 。 比如 ， Braggion等人（2018）发现 ， 中国的P2P贷款在贷值比（LTV）紧缩的城市上升较快 ， 说明借款人选择利用P2P贷款来规避银行信贷要求 。 Buchak等人（2018）估计 ， 在美国抵押贷款市场 ， 传统银行监管负担不断加重 ， 从而导致非银行机构（包括金融科技贷款平台）的融资数额短期内增长了55% 。 Cizel等人（2019）的研究显示 ， 在宏观审慎政策实施后 ， 银行信贷出现了萎缩 ， 而非银行贷款却不断增长 。 人口因素的力量和信任在2017年召开的一次公共部门高级官员研讨会上 ， 一位金融科技公司高管表示：“金融科技的成长过程恰似千禧一代 ， 主要受到两大因素的影响：科技和国际金融危机 。 ”当然 ， 这位高管并不是唯一注意到这些相似之处的观察者 。 实际上 ， 比特币区块链的“创世块”（genesis block ， 即比特币最初的一串代码） ， 就暗含了英国政府在2009年出台的银行救助计划（这串代码解码后的意思为“Times 03/Jan/2009 Chancellor on brink of second bailout for banks” ， 即“2009年1月3日财政大臣即将开展第二次银行救助”——译者注） 。 由此可见 ， 千禧一代（他们也被戏称为“数字原住民” ， digital natives）成为金融科技的狂热拥趸也就不足为奇了 。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Ernst & Young）在2017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表明 ， 年轻一族正在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推广金融科技应用的主力 。 在一份全球数字活跃用户（digitally-active user）调查样本中 ， 25～34岁的用户中有48%使用过金融科技 ， 而在75岁及以上的用户中这个比例只有9% 。 在人口老龄化程度较低的国家如印度、南非和哥伦比亚 ， 金融科技的使用率也较高 。 在老年人口较多的国家 ， 现金的使用更为普遍 。 此外 ， 不同年龄段人群对金融科技的信任度也是一个关键因素 。 2017年 ， 贝恩公司（Bain & Company）与全球数字市场研究机构 Research Now进行的一项联合调查发现 ， 91%的印度受访者、86%的中国受访者和60%的美国受访者表示会考虑科技公司的金融产品 ， 而年轻消费者（18～34岁）所表现出的兴趣甚至更高 。 在过去的一两年中 ， 由于一些大型科技公司发生数据泄露丑闻 ， 人们对科技公司的信任度可能有所下降 。 同样 ， 金融科技公司推出的一些有损消费者权益的业务今后也会降低人们对它们的信任 。 在金融科技受众年轻化这个大趋势中 ， 也有一个重要的例外 。 美国信贷局的数据显示 ， 大多数在线市场（online marketplace）借款人实际上来自年龄较大的人群 ， 他们大都属于“X一代”（Generation X ， 指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的一代人）和“婴儿潮一代”（baby boomers ， 指二战结束后1946年初至1964年底出生的人口） 。 金融普惠、竞争和风险尽管智能手机、云计算和大数据分析等科技创新已在世界各地开花结果 ， 但将这些科技创新广泛应用于金融服务领域却仅仅集中在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市场 ， 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首先 ， 由于金融科技应用有助于拓展金融普惠的领域 ， 如提高EMDE国家的基础支付服务水平 ， 这对经济增长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 跨国证据表明 ， 金融普惠的大多数指标都与促进经济增长有关 。 但信贷服务可能是一个情况比较复杂的领域 。 一方面 ， 金融科技信贷有助于拓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 ， 降低融资成本；但另一方面 ， 它也可能导致某些（或某群）借款人的过度借贷并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 ， 从而引发一系列问题 。 其次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金融科技活动可能会增加金融服务领域的跨境竞争 。 许多金融科技公司一开始只专注于某经济体 ， 但目前已经出现很多跨境扩张的例子 。 与此同时 ， 一些成功的金融科技商业模式也开始被复制到不同的市场 。 这种跨境金融一体化不仅可以促进相关经济体金融服务的多元化和风险分担 ， 而且还有助于扭转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某些跨境金融活动出现的下滑趋势 。 鉴于不同市场在监管方面存在的差异以及潜在的监管套利风险 ， 面对日益加快的金融科技跨境扩张 ， 全球监管机构之间的密切合作至关重要 。 最后 ， 虽然金融科技创新有时可以通过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等方式来克服某些市场失灵 ， 但这些活动仍将面临传统金融领域常见的风险 。 例如 ， 类存款业务会存在流动性不匹配和银行挤兑的潜在风险 。 新型金融资产仍有可能产生投机泡沫 ， 2017年下半年出现的比特币暴涨行情就是如此 。 此外 ， 如果某些金融科技或大型科技公司发展到足够大的规模 ， 就有可能成为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公司（“大而不能倒”） ， 从而容易导致道德风险和过度冒险 。 结论金融科技应用受到来自供需双方的各种因素驱动 。 现有证据表明 ， 在EMDE国家以及金融服务不足的细分市场 ， 对金融服务的渴求（或者说对金融普惠期待）是推动金融科技应用的强大动力 。 融资成本高 ， 银行部门加价高 ， 也的重要的原因 。 尽管监管因素的作用不容忽视 ， 但总的来说 ， 监管套利似乎不是金融科技应用的主要驱动力 。 在许多经济体中 ， 年轻一代也许是推动金融科技应用的主力 ， 但并非一概如此 。 人口老龄化以及人们对科技创新和金融科技的信任 ， 不仅会影响金融科技应用的程度 ， 而且还将影响其未来的发展方向 。 通过提高金融服务的普惠性 ， 金融科技应用不仅能够促进某些国家和地区（尤其是EMDE国家）的经济增长 ， 而且可以加强跨境金融一体化 。 然而 ， 与传统金融一样 ， 金融科技活动也会受到市场失灵的影响 ， 从而面临诸多挑战：信息不对称和贷款中的逆向选择；流动性与存款不匹配；与大型金融中介机构相同的系统重要性及其道德风险；金融体系中千丝万缕的相互关联 。 因此 ， 金融科技应用同样需要以适当的监管形式进行公共政策干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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