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财经■公共卫生史学者子明：在人体与疾病之间发现社会，在技术的神话中重新发现人

采访人员 | 子明赵蕴娴
编辑 | 黄月
按：三月，湖北以外地区新冠病毒感染人数有所回落，江苏、广东等地下调响应级别至二或三级，新型冠状病毒是否会长期存在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如果新冠病毒与其他形形色色的疾病一样，注定要与人类共生，我们强调公共卫生的意义又在哪里？
现代生物医学理论与医疗技术远比古代发达，在理想情况中，公共卫生理应能凭借专业知识和技术织起巨网，迅速捕捉疾病的异动，但在现实中，它的反应为何常有不如人意之处？回望历史，我们尝试在一些片段中窥测公共卫生的脆弱，从东北鼠疫的交通遮断、近代北京警察卫生制度的低效、现代社会对技术的盲目推崇出发，反思公共卫生的视野窄化与过度功能化问题。
相叠加的驱逐：劳工如何成为严防对象？清朝末年，东北鼠疫爆发。在当时流行的认知中，劳工群体是鼠疫的主要感染者与传播者。今天看来，这种观念似乎带有对下层群体的偏见，但“偏见”本身却不是观念形成的主要或唯一因素。
1910年11月，俄国在西伯利亚地区发现鼠疫。满洲里出现疫情时，俄国人立即在当地展开检疫。彼时正值西伯利亚开发，有不少华人劳工在俄国境内工作。劳工的流动遵循经济逻辑。 1910年左右，约有七八万“闯关东”的直隶人、山东人受相对可观的报酬吸引，远赴西伯利亚。在当时，东北地区工资较高的是大连地区，约是山东的3-4倍、直隶的6倍，而在俄罗斯，劳工能拿到的工资是在大连的1.5倍。
进入俄罗斯的中国人冲击了俄国人在西伯利亚的商业经营，被视为“黄祸” ，俄人萌生了驱逐华人之心。随着满洲里疫情恶化，俄国决定将中国劳工遣返到中国各城市，疫情也由此传到哈尔滨。到了次年2月，俄国全面遣返中国劳工，将防疫变成了一场驱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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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鼠疫时铁道上的火车

【界面财经■公共卫生史学者子明：在人体与疾病之间发现社会，在技术的神话中重新发现人】劳工在中国城市里的居住环境也十分糟糕，鼠类横行，鼠疫于是在劳工群体中恶性传播。清末的哈尔滨有道里、道外之分——“道外”是华人聚居地， “道里”是俄罗斯人聚居地。道外没有医院，防疫最初由商会办理，没有采取隔离措施。至12月底，哈尔滨疫病恶化，公共卫生学家伍连德采取严格隔离措施。此时，劳工阶层被认定为疫病的传播者，被军队隔离在火车车厢内，经过隔离留验之后，被驱逐出哈尔滨。
隔离的消息一出，许多来自直隶和山东地区的劳工开始向南流散，返回老家，病毒也被一路带出，传入奉天。
为阻止鼠疫扩散，清政府在东北、直隶、山东之间实行交通遮段，在铁路、海陆、陆路各要道截留行人，察验无病后方予通行。中国公共卫生史研究者杜丽红在《清末东北鼠疫防控与交通遮断》一文中指出，当时的交通遮断后来实际演变为了禁止人口流动，尤其是禁止苦工流动。劳工成为交通遮断的主要针对对象，与其生存环境、生活状态及就业形式有关，是当时的医学知识、公共卫生理念在复杂地缘政治与社会状况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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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连德

俄罗斯人认为华人劳工是病毒携带者，加以驱逐；在城市中，外来劳工成为主要染疫者，又被官府隔离驱逐。在可获取信息不足的情况下，人员旅居史、官方举措成为城市原住民判断疫病来源的主要依据，地域的概念叠加在疫病之上，得知劳工来自疫区，原住民亦参与到驱逐过程中去。如此情势，劳工闻风而逃，官府越发觉得他们可疑，不得不出动军队和警察将他们圈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