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丰：防范疫情，日本政府绕不开的五堵墙( 二 )
据《富士晚报》披露 ， 1月30日 ， 日本政府设置“新冠肺炎感染症对策本部” 。 但直到2月18日 ， 包括周六和周日在内 ， 对策本部仅召开了11次会议 ， 首相作为“本部长”每次只是在会议开头做一个简短讲话 ， 整个会议也不超过10分钟 。 从《东京新闻》等媒体刊登的读者来信中 ， 也可以看到 ， 民众认为“日本应对疫情缓慢” ， 担心“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经济恶化” ， 希望“各党采取人命优先的举措” 。 来自“舆情之墙”的监督 ， 有助于日本全社会的反思 ， 促进相关制度的改进 。客观地说 ， 每次经历大灾后 ， 日本行政体制特别是官僚体制也会有相应变化 。 阪神大地震后 ， 日本政府痛定思痛 ， 改革分部门层层传送的刻板机制 。 日本还全面修改《灾害对策基本法》 ， 让自卫队参加救灾成为“常态” 。 东北大地震以后 ， 日本积极进行行政制度改革 ， 扩大中央政府和地方都道府县政府对救援生活物资的支援、分配和物价干预权限 ， 中央政府可以代替地方灾区政府或其他地方政府协调灾民安置工作 。加藤祐三告诉我 ， 日本现行官僚体制的形成 ， 有历史的原因 。 在过去的战争年代 ， 日本的行政体制自觉不自觉地配合军部 ， 让自己的权限越来越大 ， 结果导致日本战败 ， 也成为民众仇视的对象之一 。 战后 ， 日本行政体制注重“分权”“限权”“各司其职”——权力不是越大越好 ， 而是越细越好 。 这也导致积弊的形成 ， 那就是每个部门都不太愿做部门以外的工作 ， 每个官员都不愿意去做法律以及行政规定以外的事情 ， 看起来是有责任感 ， 实际上是没有担当精神 。 现在 ， 日本社会又意识到改革行政体制的重要性 ， 进一步克服官僚主义弊病的问题已提上日程 。 可以这样讲 ， 日本的官僚体制每逢大灾大难就遇到一次“大考” ， 所幸的是每场“大考”都能带来一定的进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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