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之死,经常被官员召去，为制定决策提供掩护经常被官员召去，

专家之死：“经常被官员召去，为制定好的决策提供掩护”

专家之死,经常被官员召去，为制定决策提供掩护。从知识分子的失语到专家之死

作者：思郁笔者一直在思考，这些年到底发生了什么，让知识分子从天上跌落到地面，从神坛摔下地狱，从不食人间烟火、人人尊重的知识人变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一样的落魄分子。当然，并没有标准的答案来解答这个疑问，我们只能先填充几个选项，以供选择和思考罢了。这些选项立论不同，有的侧重知识分子本身，有的侧重时代的变化，还有的侧重大众的文化变迁。我们为什么无法信任知识分子我非常喜欢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对知识分子下的一个定义，他将其定义为“理念的处理者” 。即是说，知识分子的工作始于理念，终于理念，在理念的世界中徜徉翱翔，就算将这些知识分子发明的理念应用于现实世界，对周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与知识分子无关，因他并不对现实世界发生的后果负责。比如，亚当·斯密并不从事商业活动，弗里德里奇·哈耶克哈耶克和凯恩斯并不对经济危机负责，他们只是陈述了自己的理念，而这些理念恰巧被一些感兴趣的人应用到改变世界的进程中，这就是知识分子的活动。马克思的那句名言其实已经很鲜明地指出了知识分子的作用， “哲学家只是在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 。如果按照托马斯·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中的阐述来看，知识分子很明显就有了讨人嫌的部分。很多时候，声誉显赫、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为社会病症所开出的“药方” ，经常被实践证明并非良药，反而会带来巨大的、灾难性的后果。但知识分子却常常无视那些灾难而固执己见。即使他们的言论判断不符合事实，或者造成巨大灾难，他们本身却往往毫发无损。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在生活中需要作出无数个决定，除了日常无关痛痒的那些决定之外，很多决定涉及不熟悉的领域，需要专业层面的建议，在听从建议的时刻，我们梦想着建议者不但要给出建议，还要对自己的建议负责，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对他们产生信任，但是如果有一个知识分子群体，只负责建议，却并不对建议的后果负责，还如何让我们对他们产生信任呢? 与知识分子相对的是另外一个群体：专家。专家与知识分子的区别似乎在于，专家的建议扎根于自己的领域，每个专家只对自己熟悉的领域负责，他并不对专业领域之外的言论负责。但是，专家与知识分子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区分，很多知识分子同时也是某个领域的专家。比如，哈耶克，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但是他还是20世纪著名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与专家有很大一部分是重合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大众对知识分子和专家之间的认知产生了误解。这也难怪，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专家，他们共同承受这个时代最大的恶意，而这些来自时代的恶意，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他们自身的原因所导致的。用索维尔的说法，他们都是个体知识不充分的范例，明明自己只拥有某个领域内的知识，偏偏要对所有的问题发言。一个经济学家要面对社会问题，这个还可以接受，毕竟两者的领域有相通的部分，但是试想一下，如果一个娱乐明星要解答科学问题，一个经济学家要解决建筑问题，一个哲学家、小说家要解决人生问题，一个心理咨询师要解决婚姻问题等。在我们这个年代里，每个人都面临着无数问题，人们渴望迅速找到自己的精神导师，希望从某个偶像身上得到人生所有问题的答案，这就是问题最糟糕的地方。没有一个人，可以担当这种重任，一旦某位专业人士逾越了自己的领域和界限，这就意味着，他在冒着透支自己信誉的危险，行使着不属于他的责任。最终，导致了我们对专家的绝望。专家之死的原因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进行去魅式的写作，我读过最好的一本书就是上文提到的索维尔的著述《知识分子与社会》，近期还有一本关于反智主义的书，是美国学者托马斯·尼科尔斯著的《专家之死：反智主义的盛行及其影响》。在书中，尼科尔斯首先承认，某种程度上，这个时代弥漫在社会上的对专家的普遍不信任，可能正是一种时代进步的信号。因为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不再占有知识的制高点，法国哲学家福柯意义上的知识即权力这种现象正在崩塌，专家的权威日益没落，正是普通大众有机会学习和掌握知识，参与生活建构的见证。这本来是件好事，但效果却偏偏事与愿违。近些年社会的变革，大众识字率的上升，大学教育的普及，中产阶级的壮大，打破了阶级之间的藩篱。比如，让大众与专家群体直面对话，应该可以解决更多的疑惑，我们需要专家的建议，几乎把专家们的话奉为神谕。现在我们也多少懂了一些常识，可以更好地理解专家的建议，更好地理解知识。但是这种情况之下，反而滋生了不少对专家群体的怀疑，在大众群体中间弥漫着更多的对专家话语的不信任，各种阴谋论甚嚣尘上。这到底是如何造成的呢? 在《专家之死》中，尼科尔斯分别用几章内容分析大众对专家不信任的原因，比如，网络的勃兴、高等教育的商业化、沟通不畅、专家本身的原因、大众认知上的误读等。这些原因里，很多是尼科尔斯根据美国的现状作出的情境分析，不一定适用于所有的情况，但是其中有几个原因是符合我们的现状的。要知道，全球化最大的讽刺在于，我们不但要分享共同的财富，还要承担共同的危机。比如，网络的普及，让全球变成一个局域网，每时每刻都有大量的新信息对人的大脑进行狂轰乱炸，我们除了被动的接受信息之后，如何筛选信息、分辨信息、学习真正的知识变成了一个极大的挑战。大部分人对网络的认知只停留在， “眼见为实”的阶段，所谓眼见，当前语境下不是亲眼看到，而是在网络上看到图片，读到文字，就单纯的信以为真。这是纸媒时代的惯性导致。纸媒上刊登的信息，看似简单，其实背后是大量的采访人员和新闻工作人员经过重复调研和书写的，纸媒上的新闻，当然不全然都是真相，但是至少保证了真相的极大可能性，因为他们要生存下去，只能用真相来取得读者的信任，而且一旦人们发现他们刊登的不是真相，可以追究媒体的责任，这是纸媒时代的新闻伦理。但是，网络时代，所有的爆款新闻背后都没有真相，都是各种故事，真相在网络时代里变得极其稀缺。但是大众并不能分辨，何为真相，何为故事，因为网络的背后都是虚拟的个体，没有人可以追责。这就导致了网络时代几乎所有的信息都是泡沫，这种泡沫呈现给我们的只是我们以为的真相而已，但是我们偏偏信以为真。现如今，没有人再相信专家。大部分人都觉得，如果有疑问，直接通过搜索引擎就可以找到答案，所有的知识都可以在网络上获得，我们根本不需要专家。相反，专家一直带给我们的负面新闻，更加导致了我们对其认知的误读。其实没有任何专家可以保证一直正确，专家的存在只能保证他们比普通人的错误概率要小一些。专家作出正确的判断，被大众认为是理所应当，但是一旦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就被认为是不可原谅的——几乎所有的舆论都在夸大专家的错误，导致大众认知偏差，认为所谓的专家其实都是大骗子，根本没有任何专业上的优势。当然，我们对专家的误读并不都是错误的。事实上，专家的错误与我们开篇提到的知识分子只对理念负责，不对现实发生的后果负责有着很大的关联。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大众》中，专门用了一个章节来分析专家与知识分子的相似之处，其中提到了专家很容易被权力集团收买，成为利益与权力的代言。比如，每当公共领域中发生了大事件，利益集团就会利用专家的权威为自己的过失背书，或者利用专家的身份为自己的目的铺平道路， “换句话说，专家们经常被官员召去，不是出于为官员制定的决策提供事实信息的目的，或者不是出于为官员们提供不带偏见分析的目的，而是出于为已经制定好的决策提供政治掩护的目的……有时专家仅仅被用来装点门面，以掩饰其他人所作出的任意的甚至是错误百出的决策” 。经常丧失自己独立判断的专家们，在长期的尴尬境遇中，使得公众对专家的意见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不信任。而这种信任的丧失导致了雪崩一样的前景，专家成为了背锅侠的代称。从知识分子的失语到专家之死，这中间横亘着的是大众对公共领域信任丧失的一种焦虑感。不同的阶层之间，专业与个体之间，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越来越多的隔膜造成了现如今的困境，我们无法相信他人，只好相信自己的判断，但是个体经验的偏狭导致每个人的判断都是肤浅和表面的。我们需要他者的判断，需要那些真正的专家和知识分子。但前提是，我们需要建立信任纽带，而信任则需要可以公正而理性的进行沟通交流的公共领域。这大概是最难建构起来的部分，因为纸媒已经消亡，网络适合争吵，不适合辩论，合适的公共空间一直在缺席状态，这才是我们对知识分子和专家们丧失信任的原因。来源：@人文经济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