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防疫调研丨如何避免疫情在农村集中爆发

澎湃新闻疫情现状：“一出出一窝” 截至2020年2月12日零时，江西省总确诊新冠肺炎患者844例，其中上饶市116例，仅次于省会南昌（204例），与新余（117例）基本持平，显然已成为省内相当严重的疫区。值得注意的是，笔者所在的家乡鄱阳县则被称为上饶的“武汉” ，截至同一时间确诊数高达57例，约占整个上饶市的一半，详细数据见下表：表1 上饶市确诊病例分布一览表（截至2020年2月12日零时）

上表直接展现了鄱阳县的严重疫情，尤其是与隔壁余干县相比，两县的社会经济结构基本相似，外出务工选择基本都以广东、福建、浙江等地为主，并不存在本县比其他县更多输往湖北的倾向，但确诊数以及病毒防控结果却大相径庭，由此，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面对同等输入性程度的病毒，不同地域的防控结果相差巨大？为何会集中在鄱阳县爆发，这种集中性程度在县内各乡镇之间也得以呈现，即，疫情只在少数几个乡镇爆发，甚至个别乡镇、个别村社成为集中爆发点，最终出现的是“一出出一窝”的疫情现状，这从表2县内各乡镇确诊统计中得以再次印证：表2 鄱阳县确诊乡镇及其集中村社一览表（截至2020年2月12日零时）

整个鄱阳县辖1个街道办事处、14个镇、15个乡，但上表表明，此次肺炎仅在10个乡镇和1个街道地区集中爆发，而除去县城所在的鄱阳镇和饶州街道（由于位于城区、商品房居住格局，导致人员居住分散）外，可知此次疫情尤其集中在谢家滩、四十里街、莲湖等少数非城区乡镇，而在每个集中爆发的乡镇均呈现出集中于其中某个村社，是一种“病毒集中”分布样态，例如，最为典型的是莲湖乡的所有确诊者均在毛家村，其他乡镇也是如此，均集中于某一村社。由于病毒的“狡诈”和长潜伏期，如何狙击病毒在基层村社范围内的进一步扩散，避免造成更大的后果，值得深入探讨。本质上而言，病毒在个别地区的成“窝式”爆发背后指向的是地方治理能力和城乡防控方式的差异。笔者的家乡正是疫情严重的鄱阳县，下面就自己的观察和访谈做一简单的分析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一些针对性对策。防控模式：由“内紧外松”到“外紧内松” 对于湖北之外的地区，最主要的防控工作是阻止“输入性病毒”蔓延，最重要的就是阻挡、狙击，关键是要一开始尽最大努力阻止潜在外来病毒携带人员进入本辖区，这对湖北外各省市而言是“根本性”举措。问题在于，其一，人口跨区域流动在春节期间不可避免，回家过年理所应当，不可能不让人口流入本辖区，这其中就包括一些来自湖北地区或与确诊者密切接触者，这些潜在人员在潜伏期内“顺利”流回户籍所在村社过春节；其二，各基层政府和村组反应速度不一样，面对同样的局势，有些地方基层能够第一时间做出“硬核防控” ，有些一开始甚至处于观望状态，对疫情的认识不够，或者说在执行力方面并没有足够落实。笔者所在的鄱阳县在1月30日24时就已确诊2例，但并未及时限制人员的自由流动，各乡镇之间、出入高速路口均相对自由，直到第二天才在高速出口设置体温检测站，负责来往人员的体温测量，但这实际上并不能有效排查来往人员是否携带病毒，因为即使当时体温正常也不能表明该人员是完全“安全”人员，因此，这一时期本质上还是允许外部各地区人员流动的，因而从外部看是相对宽松的对策。与此同时，各村社内部却早早进行了宣传、动员、排查等工作。笔者所在的自然村，自从1月23日武汉“封城”后，当天就有包组村干部入组鸣锣宣传，让村民警醒不要乱串门，更不能串村。总体而言，前期的防控模式可概括为“内紧外松” ，每个村社之间并没有直接的互动，但是由于外出流动依然是相对宽松的，因而每个村的村民都能够借着购物、走访、看病等理由直接外出县城或其它地区，进而增加了从县城等外部地区将潜在病毒输入本村社的风险，这是前期“外松”防控措施埋下的隐患。直到2月2日全县新增5例、3日新增10例、4日新增10例、5日新增7例等一系列爆发式连续高数额确诊病例出现后，整个县的防控模式走向了另一极端，即严格控制人员流动，全面停工停学，全面实施交通管制，整个县城区、各乡镇、村组之间范围内的人员流动被“掐断” ，但各村社范围内依然随处可见打麻将、串门、不戴口罩等行为，村干部没办法深入各村社进行管控，他们的主要精力用于架设障碍物和安排人员轮值，以防止其他村社的人员流入本村社，这一系列的防控措施本质上是“外紧内松” 。正因为防控模式从“内紧外松”到“外紧内松” ，导致前期外部性输入的潜在感染者回到所在村社后，由于外部管控的加强而无法再次流出，这些曾经去过其他地区的人员就是潜在的病毒传播源，一旦确诊，就成为“行动的传播者” ，加上后期对外部流出的严格管控，这些潜在病毒携带者被困在所在村社，在前期并不知道自己是病毒携带者的情况下，把自己当作普通的感冒人员，在家庭内部和村组内“肆意”打牌、攀谈及参与其它活动，导致他们的家人和所在村社的村民极易成为感染者，正如表2中的毛家村的所有确诊者之中，起因都是某个人在外接触了确诊者而又返回所在村继续传播，最终整个毛家村被强制隔离。问题在于，还有很多潜在的病毒携带者隐藏在各村社内部，如何尽快进行排查并做好隔离应成为接下来的重点工作，换言之，如何避免出现更多的“毛家村” ，不能仅仅依靠“外紧”的防控措施，更要在此基础上倾向“内紧” ，加大对各村社的排查力度。全面动员，构筑村社整体防控网目前全县的确诊人数依然在上升，拐点远远还未到来，已确诊的基层村社依然可能会增加，还未出现确诊者的基层地区也面临可能出现新的确诊者风险，因此，最关键的是继续排查各村社的潜在病毒携带者，在严格控制外部人员流动的基础上，更需要深入各村社，在防控结构、资源组合、防控人员配备等方面做出调整，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层次：第一，建立正式与非正式相结合的防控结构。从正式力量来看，在各基层乡镇范围内建立“派出所+村组干部”的防控网，而非正式力量则可依靠“党员+社会精英” ，两者需要实现有力衔接。就笔者所在的乡镇而言，目前虽然还未出现确诊者，但据笔者观察和线上访谈，各村社内聚集性活动依然和往常无异，甚至由于无法外出而比往常更甚，以打麻将、“斗牛”等带有赌博性活动为例，往往吸引众多村民围观，而此类活动往年到了元宵前后都会逐渐减少，但今年的情况特殊，大家都被“困”村内，直到笔者撰写此文时所在村内依然还有四桌麻将、两桌扑克牌以及其他不明了的集体性攀谈，可以说，一个全村仅有20户的村民基本都被卷入了集体性活动之中，大家都以此为乐，不戴口罩，盲目乐观、侥幸生存。这种现状恰恰存在极大的风险，万一有村民还未过潜伏期怎么办？那全村都要感染。这表明现有的防控体系在村社存在极大短板，亟需加强。一方面，村社干部、党员以及社会精英需要进一步形成合力，另一方面也要加强与正式力量如派出所的合作。对于村组干部、村内党员和社会精英而言，由于与村民朝夕相处，几乎不可能直接做出砸坏麻将机等破坏性行为，毕竟村社还是一个熟人社会，但可以转移矛盾，由这些村内精英发现、识别相关问题，例如甄别身体异常者、劝解聚集性活动，而对那些明确不听劝导的村民可直接联系当地派出所，由派出所强制执法，这既可以进一步加强村民防疫的重视程度，也能够起到“杀一儆百”的典型效果。第二，建立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云监督”机制。互联网和智能手机在农村的普及已然成熟，这个成为基层监督与排查疫情的补充力量。不管是村组干部还是村社内的既有精英，都无法一一面对数量庞大的排查对象，线上监督与排查就是一个可借鉴的实践机制。如今各类微信群非常发达，各村社可在原有微信群的基础上扩大，既要有涵盖全村社的总群，也要有与各小组相衔接的小群，因而需要丰富和细化以微信群为代表的线上监督与排查方式。这种监督排查方式可获取性强、成本低，能够适应多层次年龄群体，实现更大范围内的监督覆盖面。此外，线上排查与监督能够更迅速实现可疑人员的上报，降低潜在传播风险，而且这种监督与排查机制的“匿名”程度更强，有效化解了熟人社会内部碍于面子不愿上报的现实处境，因而称之为“云监督” 。云监督可有效和线下排查相结合，最大化弥补一线防控人员力量的不足。第三，构筑以年轻人为核心的“家庭防疫”堡垒。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居家生活的单元，更是有效阻击疫情扩散蔓延的最小“块链” ，这意味着我们要想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阻击战，就必须打好家庭防疫的保卫战，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发挥每个家庭年轻人的优势。由于全面交通管制和停工停学，大量春节返乡青年滞留在村社。因此，需要注重调动这些青年人的防控优势，例如组织动员他们轮流把守各村社关口、劝说自家成员不要随意串门和聚集，同时也可以发挥他们知识更新快、把控当前防控形势准确并积极辟谣等功效，这样的动员不仅能够切实充实基层一线防控力量，而且为每个家庭注入积极正向的心理能量，并科学有效阻止潜在病毒散播。相反，如果这些青年人没有被有效组织动员，则会聚集打牌、集会、攀谈甚至引发其他群体性事件，这些都需要基层治理主体极力重视。只有全面动员，才能构筑农村村社的整体性防控网络，最终要实现的是深入群众、动员群众、激发群众参与疫情排查和防控，将此次病毒防控战打成人民保卫战。由此，才能在避免已有确诊病例的村社不会继续蔓延，同时避免在新的农村村社出现疫情，从而避免农村村社可能出现成“窝式”爆发，尽早迎接疫情拐点的到来。（作者黄佳鹏系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