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说前往中国旅行不安全?

冠状病毒的暴发似乎是由两股相反的力量定义的:以惊人效率连接世界的旅行业 , 以及正由排外言论和筑墙主导的政治 。 然而 , 呼吸道感染是无国界的 。 尽管世界各国政府采取了极端措施 , 包括取消航班、关闭边境、发布通常只针对冲突地区的旅行警告 , 但病毒还是传播了出去 。 一次又一次 , 那些被视为“西方”的旅行目的地受益于一种文化上的熟悉感和假定的安全 , 而所谓的外国或异国就得不到这样的好处 。 作为旅行者 , 当我们考虑哪些地方太不安全 , 不能前去旅行的时候 , 最终决定不仅取决于当地的实际情况 , 也取决于媒体、旅游业和外国政府塑造的看法 。 不管旅行者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 世界上许多不公平现象背后的权力结构都微妙地反映了这一点 。 或许有可靠的论据证明 , 禁止中国旅行者进入世界其他地区 , 并禁止世界其他地区旅行者进入中国 , 是一种合理的公共卫生应对措施 。 但上周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 , 世界卫生组织明确表示不认为有必要限制贸易或旅行 , 至今仍是如此 。 它只是呼吁在国际机场和中国的交通枢纽进行出口筛查 。 美国国务院拒绝最近到过中国的外国人入境 , 对从中国返回美国的美国公民进行筛查 , 并要求他们自我隔离14天 。 它明确告知美国公民不要访问这个国家 。 英国航空(British Airways)、德国汉莎航空(Lufthansa)和美国的三大航空公司等主要航司已经暂停了所有飞往中国的航班 , 而皇家加勒比邮轮公司(Royal Caribbean)则拒绝任何在过去15天内往返中国或香港的乘客登船 。 像它们这样的旅行公司之所以要这么做 , 主要源于员工的压力和不断下降的航班需求 。 毕竟 , 驾驶空飞机往返中国是无利可图的 。 但是 , 是什么促成了政府的反应呢?答案似乎不是证据 。 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研究新发传染病的助理研究教授艾琳·索雷尔(Erin Sorrell)说 , 在机场进行筛查、对有确诊病例的邮轮或航班进行隔离、在疫情暴发中心隔离社区等措施可能是有效的 。 然而 , 她和其他专家表示 , 现有证据表明 , 全面关闭边境并不是遏制呼吸道病毒的有效手段 。 她认为 , 应该把资源用于治疗病人、开发疫苗和其他应对措施 。 可悲的是 , 这些自上而下的决定在普通人群中会演变为毫不掩饰的种族主义 , 证据比比皆是 , 在这类疫情暴发中向来会出现这种趋势 。 冠状病毒与其他影响当地旅游业的内乱、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有一些共同之处:其破坏力不在于实际风险 , 而在于人们对风险的感知 。 许多专家说 , 大多数感染冠状病毒的人受到呼吸道感染 , 之后可以彻底痊愈 。 但极端的反应——取消航班、关闭边境和四级旅行警告——似乎应当适用于更糟糕的情况 。 这里存在着一种常见的不公平 。 对旅行风险的感知很少是客观的 。 例如 , 上月澳大利亚持续的森林大火后 , 国务院发布了二级旅行警告 。 它建议旅客考虑推迟旅行 , 因为澳大利亚的空气质量极差 , 而且持续数月的火灾可能会威胁居民安全 。 几天后 , 警告被降为一级 , 据报道 , 这是源于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向特朗普政府发出的直接吁求 。 类似地 , 在2017-18年流感季 , 美国暴发了一场特别严重的疫情 , 呼吸道病毒导致约6.1万人死亡 , 4500万人出现症状——但没有旅行警告 。 冠状病毒在很大程度上与其他的旅游中断不同:旅游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潜在损失不仅会损害中国 , 也会损害其他国家 。 在SARS暴发后的15年里 , 中国游客已成为全球最强大的客源市场 , 2012年中国出境游客数量超过了其他所有国家 。 2017年 , 中国公民出境旅游超过1.43亿次;据Skift Research预测 , 到2029年 , 这一数字将达到2.86亿 。 世界各地的奢侈品零售商都依赖中国游客持续不断的旅游消费 , 旅游目的地也专门制定复杂的营销策略来迎合他们 。 世人往往认为旅行和旅游是两个不同行业的集合 , 是并行但各自独立运转的 。 但实际上 , 这是一个由经济上相互关联的部分组成的网络 。 虽然它受到其运作的政治环境的制约 , 但也有机会对抗当今的政治规范 , 特别是当政策违反国际机构所建议的最佳做法的时候 。 然而 , 随着有关冠状病毒的言论甚嚣尘上 , 过去15年中国旅游市场的惊人增长 , 似乎并没有消除业界在面对怀疑和不确定性时将中国游客视为“他者”的冲动 。 在没有得到国际机构建议的情况下 , 取消航班、邮轮和关闭边境不仅是一种经济上的自残 , 也是在浪费一个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的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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