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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检验科博士，第一个样本测试1月2日

武汉检验科博士: 我们3通宵自测病毒序列, 看到结果即感不妙光光明网11小时前晚上9点 ， 是采访人员和刘为勇约定的采访时间 。 然而 ， 直到深夜12点以后 ， 他还没有回复微信 。 刘为勇在武汉 ，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检验科 ， 做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工作 。 刘为勇在实验室直到第二天下午 ， 采访人员才等到他 。 熬3通宵测出全基因组序列 拿到结果有不好预感《中国科学报》：您是哪一天接到第1个疑似样本的？● 刘为勇：我这边有记录 。 我们一直在监测 ， 也向国家CDC反映过 。 我们第一例大概是在1月2号开始做的 。 在1月7日就获得了这个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 。 《中国科学报》：你们自己完成了测序？● 刘为勇：我们是一个团队 ， 包括来自武汉大学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中南医院的团队、中山大学团队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的科研人员 。 大概4天就测出了病毒全基因组序列 。 相关成果已经写成文章 ， 投给了国际期刊EMI（Emerging Microbes &Infections） 。 《中国科学报》：论文内容您能介绍一下吗？● 刘为勇：论文讲的是我们针对两个病例 ， 采了标本之后 ， 第一时间做了检测 。 那时候是1月2日左右 。 当时高度怀疑是SARS ， 用某公司试剂盒测过后显示阳性 。 于是我们根据SARS病毒设计了6个引物 ， 并利用病毒样本核酸模板做了PCR（聚合酶链式反应 ， 是一种用于放大扩增特定的DNA片段的分子生物学技术） 。 6对引物里面有一对可以工作 。 经过测序 ， 我们发现这个病毒跟SARS差异很大 ， 当时就怀疑是一个新的病毒了 。 同时开展的二代测序 ， 拿到了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 。 于是 ， 我们发现这个病毒和已知6种冠状病毒都不一样 ， 是新病毒 ， 而且它跟SARS病毒进化关系比较近 。 《中国科学报》：得到这个结论时是什么心情 ， 有不好的预感吗？● 刘为勇：是有不好的预感 ， 毕竟跟蝙蝠来源的SARS病毒亲缘关系较近 。 考虑到SARS曾经造成的严重后果 ， 我们第一时间就把结果向中国CDC进行了书面汇报 。 《中国科学报》：你们的团队是怎么合作的？● 刘为勇：我平时临床检测任务较多 ， 做研究是在五点下班之后 ， 我几乎每天都会去武汉大学那边 ， 在我原来的合作导师那边做课题 。 疫情发生后 ， 我们一起攻关 ， 基本上熬了三个通宵 ， 在第一时间把基因组序列搞出来 ， 因为平时就是这种工作状态 ， 也没有觉得特别辛苦 。 我们这几个人是普通工作者 ， 但是我们做的事情 ， 我觉得应该是在国内国际都属于一流的成绩 。 没有商业试剂盒 ， 7天自己研发出试剂盒《中国科学报》：你们现在用的哪个厂家的试剂盒？● 刘为勇：我现在用两家企业赠送的商用试剂盒同时做对比检测 ， 由于法律法规要求 ， 我自己提前研发的检测方法暂不能用于此次疫情的检测 。 不过这两个商用试剂盒的检出率有差别 。 《中国科学报》：您自己研发了新病毒的测试方法？● 刘为勇：拿到全基因组序列以后 ， 我就开始着手研发试剂盒 。 科室领导在研发方面给了我更多时间 。 这个检测方法用的是分子诊断技术 。 我们把荧光定量PCR和普通PCR加测序这两个方法结合起来 ， 用于筛查病毒 。 这也是金标准之一 。 这里面用到的探针引物全部是我自己设计的 。 1月13日 ， 我就把这个检测方法建立起来了 。 19日我提交了专利申请 。 《中国科学报》：您开始做的时候 ， 有没有信心一定能做出来？● 刘为勇：还是蛮有信心的 ， 因为我已经累积了大概5年左右病毒病原体试剂盒研发经验 。 我们曾经研发了很多临床用的检测试剂盒 ， 覆盖细菌、真菌、病毒和寄生虫 ， 大概有30多种试剂盒 。 在投入临床使用前 ， 我们也会认真进行各种性能评估 。 这些试剂盒在我们医院已提供临床诊断服务近万人次 。 不过根据政策规定 ， 这些试剂盒不能用来盈利和推广 ， 仅限医院内部使用 。 《中国科学报》：您的测试方法好用吗？● 刘为勇：因为样本比较珍贵 ， 数量并不多 ， 所以我们大概用了十几份阳性样本 ， 包括大便、血、尿样本来验证 。 结果准确率达到100% 。 灵敏度很高 ， 特异性非常高 ， 不会被别的病毒干扰 。 大概从1月13日以后 ， 我们开始用我的方法 ， 对收到的样本进行新型冠状病毒的筛查 。 这是为了在疫情爆发的早期 ， 医院心里有个底 。 这个工作是我们出于社会责任感自己做的 ， 实际上患者没有要求 ， CDC也没有要求 。 但我们还是将早期筛查结果报告给了CDC 。 标本量特别大 连续工作21小时《中国科学报》：您昨天工作了多长时间？● 刘为勇：接近21个小时 。 现在标本量特别大 ， 没办法 。 昨天检测了大概100多例样本 。 《中国科学报》：一下子激增的吗？● 刘为勇：由于疫控中心难以满足这么大量的检测需求 ， 所以中国疾控中心（CDC）在1月26日就把检测权限下放到我们这种拥有P2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大型医院 。 样本阳性的上报CDC ， 他们复核 。 那天起我们开始用商用试剂盒 。 阳性样本数量快速上升 。 这样做相当于为患者就诊开辟一个快速通道 。 《中国科学报》：检验科的人手够吗？● 刘为勇：现在感觉是不够的 。 技师要有一定资质和从业经验 ，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 。 我们还是以前那些人 ， 大概十几个 。 除了检测以外 ， 现在还要手动整理、上报大量患者信息 ， 这个工作也非常花时间 。 一个医生一天看千个就诊者 这是“医疗挤兑”《中国科学报》：外界觉得现在诊断的速度有点慢 。 您怎么看？● 刘为勇：现在有谣言说新型冠状病毒这个病很严重 ， 得了就会死 。 这造成所有人不管大病小病 ， 感冒、发烧都会往大医院挤 。 但不论哪个城市的医疗资源都是有限的 。 我们把这种情况叫做“医疗挤兑” 。 门诊的高峰期 ， 一个医生一天要看1000多个就诊者 ， 基本上就是不眨眼地看病 ， 其实看一天也看不完 。 我听说门诊采血的护士一天至少工作12小时 ， 累到趴在桌子上面就睡着了 ， 那个桌子是很脏的 ， 说明她确实累得受不了 。 而且患者大量聚集在医院还会造成更多的人际传播 。 地铁、公交也是疾病传播的重要场所 。 后来武汉市政府停止了公交和地铁系统运行 ， 这是很明智的 。 现在已经把大量就诊者疏散出去了 。 因为武汉市实行了分级诊疗 。 这样是合理的 。 患者也不会那么恐慌 。 标本在我这里又不会打喷嚏《中国科学报》：这一次疫情让您心慌了吗？● 刘为勇：这一次我感觉还好 。 因为我们作为医务工作者 ， 自己都怕了 ， 退缩了 ， 怎么帮病人诊断、帮病人看病？其次我们都有一定的科学素养 ， 会理性对待和处理风险 。 这个病毒虽然传染性很强 ， 但它主要是通过气溶胶传播 ， 例如病人打喷嚏、采样环节暴露等容易被感染 。 但我的工作主要是针对标本 ， 标本在我这里就很安静了 ， 它又不会打喷嚏 。 真正危险的是在一线治疗和救护的护士、医生 。 请大家善待他们 。 《中国科学报》：您现在的安全防护是什么样的？防护品够用吗？您觉得安心吗？● 刘为勇：我在P2实验室 ， 我们每个人是按P3等级进行个人防护 。 P3等级个人防护服穿上就不能上厕所、吃饭、喝水 ， 一天要换至少三套 。 检验科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团队部分成员防护品检验科里暂时还够用 。 我对安全比较放心 。 不过毕竟按规定应该是P3实验室做检测 ， 现在我们是在P2 实验室做 。 有感染风险是不可否认的 。 但是因为现在CDC检测容量有限 ， 我们义不容辞 。 我们会继续做 ， 绝不退缩 。 回到家孩子要抱抱 ， 有时忍不住还是会抱一下《中国科学报》：您这几天回过家吗？● 刘为勇：自己每天回家都非常晚 ， 一个是怕传染给家人；二是本身工作也非常繁忙 ， 临床工作之余 ， 我还想去研究下这个病毒相关规律和临床现象 。 因为工作比较特殊 ， 我们都会自我检查 ， 目前为止检测人员没有因检测而感染 。 我有两个孩子 ， 一个7岁 ， 一个1岁半 。 有时候小孩子过来要我抱一下 ， 还是忍不住抱抱 ， 心里清楚还是应该隔离一下 ， 但忍不住 。 《中国科学报》：家人对你做这个工作担心吗？● 刘为勇：肯定担心 ， 我母亲要求我有空就给她打电话报个平安 。 《中国科学报》：你的同事们情况怎么样？● 刘为勇：都在加班加点 ， 过年几乎都没怎么休息 ， 很多同事都是每天工作到晚上12点 ， 大家没有任何怨言 ， 也为自己能参与到一线工作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 我也想请大家给予政府、疾病防控部门和医疗机构足够的信任和耐心 ， 也请配合他们的统一部署和安排 ， 众志成城 ， 共克时艰 。 （作者李晨 文中图片均为刘为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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