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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国家同现”丧偶式育儿“

今年 ， 一部女性和家庭题材的日剧《坡道上的家》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 ， 社交平台上人们纷纷写文章来分享这部剧 。 有人将之列为“心中最好的日剧 ， 没有之一” 。 豆瓣评分高达9.1分 。

东亚国家同现”丧偶式育儿“

《坡道》一剧借由家庭主妇里沙子作为旁听市民参与一起名为安藤水穗的新生儿母亲“蓄意”溺毙虐童案开始 。 随着里沙子作为案件的旁听人对于整个案件了解的逐渐深入 ， 她的态度也从最初和许多人一样觉得“母亲溺死亲生儿无论如何都是无法原谅的罪恶”到开始同情安藤的遭遇 ， 并在安藤身上逐渐找到了那个被她潜意识遮蔽的自己 。 可以说 ， 对于安藤案件的跟踪审理过程 ， 也是里沙子女性意识或者说自我意识逐渐觉醒的过程 。 里沙子决心结束自己一直以来在家庭中的被动地位 ， 决定与长期以来对于自己进行压制（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丈夫离婚…… 大洋彼岸的这部只有6集的剧集 ， 在中国一石激起千层浪 ， 引起了不小的风波 。 该剧播出后 ， 被广泛提及的一个概念就是“丧偶式育儿” ， 很多母亲在论坛和微信文章的留言里 ， 纷纷吐槽自己的类似经历 ， 一时之间仿佛所有的妈妈们都醒了过来 ， 成为了里沙子 ， 她们面对社会和家庭发问：我们为何会如此呢？ 可以说 ， 这轩然大波背后是中国女性 ， 特别是处于婚姻中的女性 ， 对于自身处境后知后觉的大梦初醒 。 那么 ， 梦醒过后 ， 我们是否可以期待改变的可能？ 东亚妈妈们的“丧偶式育儿”《坡道》是根据日本小说家角田光代的同名原著小说改编而成的 。 在角田今年9月份的中国之行中 ， 采访人员问她是否知道自己的小说受到了中国观众的追捧和热议？角田坦言自己并没有料到 ， 而自己的小说和电视剧中的一些观点和看法也并不完全重合 。 相对于电视剧中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立场和观点 ， 在小说中则呈现出一种商榷的口吻 。 剧中侧重表现了婚内妈妈们在家庭和两性关系中被压抑和被动的地位 ， 正契合了中国式家庭的现状 ， 因此 ， 这部剧集也被很多观众作为“反婚反育”的教材 ， 很多未婚人士看了也都对婚姻心生恐惧 。 但是 ， 角田表示 ， 自己原本的想法并不是想要去抨击社会对于女性的压抑 ， 反抗男权和父权 ， 而是想要谈沟通和理解的重要性 。 而笔者认为 ， 这部日剧在中国之所以能够引起如此广泛的影响 ， 恰是因为它正好切中了中国已婚女性的隐痛和神经 。 从中可以折射出中国女性 ， 特别是婚内母亲所面临的困境 ， 同时也让人从中看到了女性观念的懵懂觉醒和她们渴望变革的呼求 。 美国诗人、女权主义者阿德里安·里奇早在1976年就提出了“制度化的母性”（Institutionalized Motherhood)的概念 。 在《生育：母性作为一种经验与制度》（Of Woman Born:Motherhood as Experience and Institution）一书中 ， 她指出：在父权制之下 ， 社会只强调母性的无私 ， 而遮蔽女性的自我实现 ， 将女性束缚在母性的牢笼里 ， 妨碍其成为个性鲜明的人、自由的人 。 “在我们还没有孩子时 ， 一定会有人对我们说 ， 女人只有做过母亲 ， 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 。 等我们有了孩子 ， 一定会有人对我们说 ， 母亲对孩子有一生的影响 。 ”这种将母性作为女性第一性的概念 ， 是对于女性意识公然的压制 。 “天生的母性” ， 作为一种社会普遍性对于女性的误解 ， 让母性被建构成了一种“无需讨论”的默认概念 ， 也让男性理所应当地将养育孩子的重任 ， 推卸给女性一方 。 “成为母亲 ， 继而拥有母性” ， 已经成为一种绝对正义 ， 这既压制了不想成为母亲的女性 ， 也压制了已经成为母亲的女性 。 整个社会机制对于母爱的赞美和歌颂 ， 达成了一种合理性共谋 ， 将母亲推到了道德的尖峰 ， 宣扬母亲的无私与忘我自然不是出于恶意 ， 但却在相反的程度上加强了母亲的道德焦虑 。 母爱必须是忘我和无私的 ， 也让新时代充满自我意识的女性无法承担 。 “母亲就应该每时每刻都在愉快地抚养孩子 ， 用爱和包容去对待孩子 ， 无时无刻不优先考虑孩子 ， 在孩子面前展现出完美的形象 。 ”这些观念不仅仅从外部对母亲进行压抑 ， 也从内部造成母亲对于自身的苛责 ， 让母亲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育儿这件繁琐而且成效缓慢的事业当中 ， 束缚了母亲的自由发展的人格 ， 而自由发展的人格才是一位女性或者说一个正常的社会人的第一性 。 如今 ， 女性与男性几乎同时承受同样的事业和工作的压力 ， 可以说 ， 在经济上面一部分女性已经独立 ， 更何况 ， 全职妈妈在家庭当中的体力和精力的付出也不应当被视为一种无价值的劳动 。 这些都关系到女性权利和意识在国家和社会当中的地位和现状 。 缺席的不仅仅是父亲事实上 ， 从近些年接二连三的新闻事件中 ， 我们也能看到社会普遍存在的对于母亲的权力性思维 。 如 ， 2019年4月28日 ， 福建漳州一位叫石春梅的母亲 ， 留下了一封绝笔 ， 带着两个儿子 ， 投河自尽 。 在她留下的绝笔书中 ， 她控诉了缺席的丈夫、刁钻的公婆、七嘴八舌的村民 ， 让她“宛如生活在监牢里 。 ” 同年 ， 一位27岁的二胎妈妈因为通宵玩手机 ， 突发心源性疾病深夜猝死的新闻也登上各大报纸版面 。 这位妈妈曾说：“白天被娃累了一天 ， 只有深夜了 ， 娃睡了 ， 时间才是属于自己的 。 ” 在新闻甚嚣尘上的同时 ， 各大论坛中更是随处可见倾诉产后育儿之苦的母亲们 ， 她们讨论的“产后抑郁”这个名词不再作为医学术语而是成为一个常识出现在公众面前 。 这背后的诸多诉求 ， 既折射了整个社会在保护婚内女性权益方面的常识性匮乏 ， 也体现了男权在这方面的与世隔绝和不想沟通的“闭目塞听”的态势 。 缺席的不仅仅是父亲 ， 还有整个社会文化思维对于婚内母亲主体意识的冷漠无知 。 这种冷漠无知让原本就处于生育和育儿焦虑的妈妈们感到心力交瘁、身心俱疲 。 一方面 ， 我们应当看到 ， 父权社会对于男性同时存在规约 。 以男性要在社会中“立足”“要占有一席之地”“要取得成功”“要养活老婆孩子”等对男性进行规约 。 在中国的一线城市中 ， 激烈的社会竞争让男性处于一种无力喘息的状态 ， “加班”几乎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 尤其是一些互联网等新兴产业 ， 加班的现象更是十分普遍 。 近些年 ， 新闻中也不断出现一些大中型公司年轻中层过劳死的现象；在中国社会 ， 男性普遍没有产假 ， 产假变为了女性所专有 ， 这就在无形之中已经将女性与育儿牢牢捆绑在一起 。 而在西方很多国家 ， 育儿则是男女双方共同的事情 ， 这就是在制度上保证了父亲和母亲在养育孩子上面要共同承担责任和义务 。 我们看到 ， 父权制社会在制度上没有保障男性育儿的同时 ， 在观念上 ， 更是让女性作为育儿的主导者 ， 几乎承担了所有养育孩子的工作 。 在公共设施的宣传海报和电视广告等节目中我们就可以窥见社会对于女性育儿观念的根深蒂固：女性与孩子同在的画面常常出现 。 即使在政府部门的一些公共设施上 ， 也将父母都应该承担的责任 ， 变为妈妈单方面的责任 ， 言必称妈妈应该如何如何……而不是父母应该如何如何…… 同时 ， 在微观层面 ， 在男权社会文化下 ， 男性对于不承担育儿表示出一种心理上的“坦然” ， 对于育儿展示出一种“只有女性擅长 ， 女性与孩子是天然的共同体”的男性观念 ， 以至于他们在母亲育儿的过程中处于普遍性缺位的状态 ， 从而将处于育儿焦虑中的女性推得更远 。 而中国80后、90后一代的母亲 ， 大都仿效西方的育儿理念 ， 对于孩子的养育也都悉心学习最先进的育儿方法 ， 以期望改变传统的育儿模式的诸多问题 。 但是由于中国社会文化意识制度的不同 ， 让中国母亲往往处于孤立无援的荒漠状态：一方面是“丧偶式育儿”的孤立无援；另一方面是制度方面对于儿童安全的保障不足 ， 让许多年轻妈妈没有勇气将孩子放入到屡出问题的保育园或者幼儿园 。 这在无形当中又增加了年轻妈妈的焦虑 。 在制度性保障方面我们看到 ， 日本、新加坡、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的政府为了改善人口老龄化的趋势 ， 鼓励生育 ， 几乎承担了生养孩子的大半压力 。 在芬兰等北欧国家 ， 养育孩子几乎不需要家庭成本 。 这就在经济上免去了新父母们的负担 ， 经济负担减缓的同时 ， 也会缓解育儿的精神上的压力 。 严酷的社会经济压力 ， 让男性更多地倾注精力在事业的奋斗上 ， 理所当然地将育儿的战场让位给了女人 。 低生育率：东亚国家共同的困境据数据显示 ， 2017年 ， 中国适龄妇女生育率（每名妇女的平均生育数量）为1.20 ， 远低于预期的2.1 。 这些低生育率的数据表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愿意生育子女 。 事实上 ， 不止中国 ， 这种现状在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中都普遍存在 ， 这种较低的生育率甚至被很多日本人视为“国难” 。 2019年10月 ，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日本从3岁到5岁的保育园、幼儿园所有费用全免 。 在初中毕业以前 ， 所有学费和医疗费全免 。 不仅如此 ， 政府每个月还给每个孩子发放“儿童工资” ， 折合人民币1000余元 。 一方面是政府在鼓励生育 ， 为生育提供方便条件 ， 另一方面却是男权社会对于女性育儿的根深蒂固的压制观念和男性在育儿中的普遍缺位 ， 及社会整体机制的缺失 ， 这导致很多女性依旧恐婚恐育 。 可作镜鉴的女性权利发展良好的北欧国家中 ， 合理的产假制度在根本上承认男女双方在育儿方面享有同样的权利和责任 。 男性和女性均享有420天的产假 。 夫妻双方要共同担当养育孩子的权利和责任 。 夫妻自己协商 ， 自由选择 。 在北欧 ， “奶爸”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 这对家庭和睦、孩子教育都是有好处的 ， 育儿是男女或者说父母双方共同承担的责任 ， 绝不是女性的专利性责任 。 当然 ， 国家的发展水平不同 ， 福利待遇也不会相同 ， 但光是在观念上营造一种男女平等 ， 在“育儿不是女性和妈妈的专利”这个意识的起步阶段 ， 就还有很多努力要做 。 媒体人洪晃在“一席”中说过 ， 真正享受女权红利的是男人们 。 “当世界不再压迫女性 ， 它也同时在解放男性 。 ”育儿 ， 在是一种责任的同时 ， 也应当是一种权利 ， 男性也不应该被剥夺掉享有育儿权利的可能性 ， 即使男女双方出于经济收入的考虑 ， 让女性承担育儿责任 ， 男人们也不应当坐享其成 ， 而应当适当地伸出援手 。 在《坡道上的家》的结尾 ， 里沙子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家庭 ， 而是选择重新回到家庭中 。 她的丈夫似乎也因为发生的诸多事情而发生了某些改变 。 实际上 ， 妈妈们并不是一定要在育儿的问题上跟爸爸们争个你死我活 ， 她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点点理解和困难时期的帮助 。 影片的结尾 ， 溺死孩子的母亲安藤正在等待着法律对自己的宣判 ， 当法官说出了谅解她的话语时 ， 一直在整个庭审中毫无表情的安藤 ， 终于放声大哭了出来 。 这是一种对于理解和同理心的感动与释放——即使在法律面前的一个罪人 ， 在内心深处 ， 等待的仍然是社会和家人的理解 。 诚然 ， 我们今天探讨的不是女权主义的整体性问题 ， 而是 ， 在从一个切口——婚内的孩子养育问题上来探讨女性权利的状况 ， 目的是期待一种更好的可能 ， 毕竟我们不能让所有的母亲都离婚和拒绝家庭生活 。 每个国家、每个社会都处于一个历史的台阶上 ， 而我们就是站在这个台阶上的具体的个人 。 站在这个台阶上的男女双方都承受着当代的缺陷 ， 与其选择抱怨、逃避 ， 将男性视为洪水猛兽和无法沟通的异类 ， 不如 ， 停下来与他们好好谈谈 ， 商榷一下可以期待改变的未来 。 在困境面前 ， 如果我们能够坐下来倾听彼此的心声 ， 打开我们的心门 ， 在彼此孤单的时候给予理解、安慰和帮助 ， 而不是将一切视为理所当然 ， 那么 ， 男女两性将会迎来更好、更健康的关系和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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