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东北鼠疫导致6万余人丧生( 三 )

一百年前的东北鼠疫导致6万余人丧生

鼠疫病人被带到瘟疫营内 。 这场浩劫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 , 受过现代化专业训练的医护人员让全社会刮目相看 , 带动中国人尤其是东北人民加速接受现代医学理念 。 谣言四起:日本、俄国、黄天道死亡的阴影下 , 谣言和病保一样随着铁路扩散 , 谣言是乘客们的最好谈资 。 日本势力在南满 , 俄国势力在北满 , 针对两国的政治性谣言跟政治局势密不可分 。 东三省流传最广泛的谣言 , 是日本人往水井投毒 , 致使鼠疫横行无忌 。 内容不甚严谨的报纸如《东三省日报》 , 在1911年1月24日报道 , 村民们抓获了一名往井里投毒的日本间谍 。 文章分析 , 这是日本人处心积虑挑起事端 , 为武装干涉寻找借口 。 严谨度同样不足的《大中公报》 , 则在一天前揭露日本人驱使华工往井里撒毒药 。 公信力相对高的《盛京时报》《大公报》《申报》 , 则连续批评此类谣言 。 日本官员干脆在报纸上放话 , 直接化验井水和尸体 , 就能真相大白 。 吉林省政府派警察轮流看守城市和乡镇的水井 , 取水者要先去警局领取小牌 , 经守井警察査验后方可打水 。 谣言越传越神 , 不乏有作奸犯科者被捕时撒谎称受日本人指使投毒 , 借机隐瞒自己的真正罪行 , 这迫使清廷出面辟谣 。 奉天省民政司干脆出告示禁止谣言:“奉省疫病流行 , 因之谣言骤起 , 竟有冒充外人至民间四处挥洒药水及在井边暗投毒药之事 , 种种谬说 , 殊骇听闻 , 当经本司密饬巡警严行访拿在案 , 嗣经承德、镇安等县先后拿获此项嫌疑之犯数起 , 解省均交审判厅切实严查 , 毫无确证 , 搜査所带药水药末交医官化验并无毒质 , 在内必系匪徒 , 乘机煽惑 , 藉图扰乱 , 实于国际治安大有妨害 。 ” 《盛京时报》1月27日文章称:"民政、 交涉二司现在出有示谕 , 以近日疫症流行 , 已设法多方防遏 , 乃近有无知愚民 , 妄生谣喙 , 肆行蛊惑 , 诬言日人有雇人撒药情事 , 实属不知大体 , 夫疫症为害最烈 , 中外莫不畏惧 , 日人亦居奉天 , 岂独不怕传染乎.是以谣传不辨自明 , 况文明之国 , 素敦友邦 , 岂有为此不义之事 , 仰所属商民仍宜认真防疫 , 毋得轻听谣言 , 妄生疑惧 , 倘有造谣生事 , 一经拿获 , 定行重惩不贷 。 ” 奉天省的民政司与交涉司负责人 , 分别是张元奇和韩国钧 , 成为总督锡良在非常时刻的左臂右膀 。 韩国钧晚年写回忆录时称 , 对外交涉生涯里 , “防疫案尤为最大最棘手之事” 。 灭顶灾难面前 , 日俄两国屡次想动用军警力量做出过激的防疫措施 , 辟谣算是微不足道之事 。 瘟疫面前 , 众生平等 , 洋人也不时闪现人性的光辉 。 如新民府聘请日本医生守川为医官 , 他和妻子在照料中国病人时双双毙命 , 留下三个年幼的孩子 。 锡良特地向奉天的日本领事馆送去一万银元 , 用于照顾这三个孤儿 。 锡良出告示称 , 政府将严惩造谣生事者 , “外国人在奉与吾国同此食息 , 决无暗投毒药害人自害之理” 。 另一种政治谣言 , 是针对俄国的阴谋论 , 好事者说俄国将出兵干涉中国的卫生主权 , 中俄即将开战 。 俄国在客观上配合谣言的演出 , 它恰好在此时增兵东北 , 没甚文化的俄军士兵还四处嚷着要打仗了 。 最终 , 清廷的辟谣说法是 , 俄国增兵是为了防止 “黄道教煽惑 , 恐有暴动” 。 “黄道教”就是黄天道 , 又名黄天教 , 创立于明朝 , 是北方地区的民间秘密宗教 。 这伙人趁机出来收取“智商税” , 大肆渲染“因果报应”逻辑 , 世界末日来临之际 , 唯有信奉黄天道才“可免灾避祸” 。 譬如在铁岭 , 黄天道人士大卖草药和画符 , 造谣说“百斯笃系外人所撒之灾 , 意将毒尽华人 , 然后夺取土地” , 他则是“天师差来 , 到处卖药救人” 。 针对这一跳梁小丑 , 清政府张贴公告 , 告诫百姓不要听信黄天道的胡言乱语 。 黄天道在鼠疫面前无济于事 , 但趁交通隔绝、秩序失常时刻 , 大力吸纳信众 。 天下谣言有共通性 , 水井下毒是最常用的谣言之一 。 就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 , 谣传外国人和基督徒在农村水井里下毒 。 1923年9月1日 , 日本关东平原发生大地震 , 东京和横滨两座大城市遭受毁灭性破坏 , 地震后盛行谣言说朝鲜人趁乱实施放火、抢劫、破坏桥梁等一系列犯罪行为 , 多家正规媒体还煞有介事如此报道 。 民间组织自警团残酷捕杀朝鲜人 , 就此杀害了超过700名中国人 。

一百年前的东北鼠疫导致6万余人丧生

傅家甸镇附近 , 大规模焚化被煤油浸透的尸体 。 中日俄三家的合作与抵触在哈尔滨傅家甸 , 生病的劳工们被集中安置到镇中心一座宽大的两层楼房里 , 它原先是公共浴室 。 总督锡良派了两名天津北洋医学堂毕业的西医 , 来此负责防疫工作 。 这点人力远远不够 , 直到毕业于剑桥大学的伍连德到来 , 这所临时医院里仍然只有这两位医生 , 以及他俩临时培训出来的5个看护 。 他们无法做到检査每个病例 , 只好让未经专业训练的警察来帮忙 。 既然清廷无能 , 日本和俄国就釆取强硬防疫措施 , 但遭到了中国民众的反对 。 日本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立即停售三等舱车票 , 在车站设立隔离检验所 , 由军警强制执行 。 如满铁在长春设立7个大型隔离所 , 每所能容纳500人 , 来自北满的乘客必须在隔离所待满7天 , 确定无恙后才能坐火车南下 。 这一政策对广大中国贫民具有歧视性 , 但他们确实是染病的主要群体 。 无资格购票的苦力大军 , 只好沿着铁道步行 , 日本人又想方设法予以阻止 。 1911年1月15日 , 日本关东都督府和南满铁路成立“联合防疫局” , 总部由大连迁往奉天 。 大连的日本侨民自发组织起来 , 焚烧患者的房屋 , 无论是中国人的还是日本人的 。 在沈阳的日本人不相信清廷的防疫能力 , 自行挨家挨户检査疫情 , 遭中国居民拒绝后依然坚持 。 锡良传令各地 , 日本人上门检査时 , 可以关门拒绝 , 只要别跟日本人起冲突 。 为防止中国人进入日据朝鲜 , 1000多名日本陆军官兵在鸭绿江一带巡逻 。 最终 , 朝鲜只有在东北鼠疫早期发现几个病例 , 没有扩散 。 俄国人的做法一向简单粗暴 , 直接在满洲里和哈尔滨大批驱赶中国人 。 俄国在本国边境地区驱赶华人时更是变本加厉 , 某些地方的所有华工都被驱逐出境 。 在铁路运营上 , 俄国也设立大量隔离站 , 禁止华人跟俄人同乘 。 俄国人对日本平民也不客气 , 日本只好从沈阳派遣500名陆军 , 坐汽车北上哈尔滨 , 保护当地的日本同胞 。 俄国斥贵清廷无能 , 警告绝不会坐视瘟疫蔓延到租界 , 必将越界干预 。 大量军人、医护人员通过西伯利亚铁路来到中国 , 瘟疫调査团带着28箱器械和药物来到哈尔滨 。 俄国还在欧洲大张旗鼓宣传 , 若非俄国在中国东北釆取更强硬措施、派遣更多军队 , 远东的鼠疫将蔓延到俄国境内 , 继而传播到欧洲 , 而东道主中国是不会釆取合理措施的 。 这番言论遭到了美国的谴责 , 许多虚假论据被揭穿 。 日俄两国的强大压力前 , 清廷不敢怠慢 。 “查疫势传染甚烈 , 外人尤极注意 , 办法稍不如法 , 即恐乘机干预 。 ”锡良上折表示担忧 , “稍一延缓 , 外人便执世界人道主义以肆责言 。 ” 并非所有洋人都在灭顶之灾面前采取科学、理智手段 。 如傅家甸偏僻角落的一座罗马天主教堂住着300多个信众 , 负责人是一个法国神父 , 他无视命令 , 不上报疑似病人 , 结果是300余人里死亡243人 。 死者太多 , 教堂无力组织秘密埋葬 , 大量棺木不经掩埋 。 法国神父与中国神父依然坚持做礼拜 , 人群聚集导致病情加速感染 , 两名神父也病逝了 。 政府发现这个秘密后 , 将幸存者安置到专门场所 , 把尸体和棺木堆于坑中火化 。 “就个人而言 , 他是进步的 , 乐于倾听任何对自己的人民有益的建议 。 对其治下的人民 , 他有着父亲一样的热心肠 , 与民同乐 , 与民同忧 , 是中国传统官僚的典范 。 ”克里斯蒂医生对锡良有很高评价 , “对满洲北部两省抗击鼠疫的斗争 , 他几乎没有什么直接的责任 。 从北京和全国各地其他地方前往哈尔滨抗击鼠疫的医生们 , 曾一度受到庸碌无能且反应迟钝的主要官员的阻拦 。 但奉天的情况则不同 , 总督似乎有用人的天赋 , 负责的官员都是最有实际能力的中国人 , 我乐于与他们共事 。 ” 最终 , 清廷和洋人的措施大体一致 , 严格管制铁路 , 同时巡査道路和冰冻的河流 , 建立更多的隔离所和临时医院 。 哈尔滨的疫情最严重、政局最剑拔弩张 , 所幸外务部右丞施肇基慧眼识才 , 任命年仅31岁的英籍华人伍连德为总医官 , 统筹哈尔滨的防疫工作 。 人类与鼠疫的这场艰巨战斗中 , 中国、 日本、俄国 , 三方合作缺一不可 。 鼠疫扑灭 , 防疫人员牺牲巨大东三省防疫体系建立 , 伍连德获得全权之后 , 在他领导下釆取如下措施: 首先 , 从长春调动1000余军人奔赴哈尔滨参加防疫 。 据统计,1911年1月底到达哈尔滨的防疫人员共计2675人 , 驻守于人群流动的地点设立哨卡执行严格出入检査 。 其次 , 疫情检査和呈报工作不再由警察来执行 , 而由受过医学训练的人员完成 。 建立一支600人的警察队伍 , 受过防疫训练后驻守在重点地区处理民事问题 。 最后 , 将傅家甸分成4个疫区 , 每区由一位高级医官负责 , 统帅助理和杂役(包括消毒员、搜索队、搬运工、马车夫) , 对区内房屋逐一检査和消毒 , 发现患者即送到新的鼠疫救治医院 , 同时将患者家属或与之接触者置于隔离营 。 各区居民要佩戴政府分发的“白、红、黄、蓝”四色臂章 , 他们的流动受到全程监控 。 但参与防疫的人员并非每个人都接受了严格医学训练 , 虽懂得医学常识但并不能时刻谨记防疫局颁发的操作规范 , 因此也有不少人染病死亡 。 死亡人数最多的防疫人员是当地的中医、急救车司机和杂工 , 因为他们与病人接触频繁 , 其中不少人缺乏训练 。 长春有个疫区 , 由于当地几乎没有现代医生 , 鼠疫流行时中医郎中生意特别兴隆 , 但登记在案的31位执业中医有17人死于鼠疫 。 可以说 , 没有这些防疫人员的巨大牺牲 , 就不可能有扑灭鼠疫的胜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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