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松:这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再次腾飞的起点
几乎所有朋友都知道一个已经是公论的历史现象 , 自唐朝以来的经济重心就逐渐转移到了南方 。 其实 , 这个历史现象也不是千篇一律 , 如果不进行对外交流 , 南北方的差距就并不明显 , 甚至北方经济在特定时期还会有一些优势 。 但在多数时代随着时间的延续 , 南方经济最后基本都会胜过北方 ,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现象? 今天 , 就正在给出这个历史现象的答案 。 首先 , 要明确南北方文化和地理的差别 。 北方尤其是中原地区是大陆文化的主体 。 对于大陆文化 , 百度百科上是这么解释的(可不是我说的):“大陆文化的生成空间为陆地 , 陆地因受山岭江河阻隔而造成狭隘性与封闭性 , 因对土地的私人占有而产生封疆与世袭观念 , 又因土地占有的面积大小与山岳的高低形成等级制度 。 陆地是稳定的 , 农业社会要求稳定 , 风调雨顺;封建政权的代号为“江山” , 即使说“四海为家” , 也是以四海为边界 。 传统所谓“六合”、“四方”一般都不包括海洋 。 明清实行“海禁”政策 , 也把海疆排除在外 。 安土重迁 , 安贫乐道 , 惜别怀乡 , 这些都是大陆文化的生成背景 。 所谓“天不变 , 道亦不变” , 大陆文化虽然厚重、典雅、精致 , 其局限性则是很明显的 。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 ,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长处 , 也有短处 , 这都不奇怪 。 由此可见 , 在大陆文化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纵向”的 , 也支持纵向的社会组织机构 , 或者换个角度说 , 人们具有很强的“集体主义精神” 。 其整体作为的大小主要取决于“领头羊” , 在封建时代这个领头羊就是皇帝 。 在古代 , 当一个部族出现有作为的首领之后 , 就会不断对外征服 , 所以 , 古代大多数朝代也都兴起于北方 。 在经济社会中 , 其经济成就主要取决于“领头羊”——财政投入 , 所以从人文来说 , 北方比较适合金字塔型的经济体系 。 但任何事情有利就有弊 , 在任何时期集体主义都不可或缺 , 但当集体主义氛围过于浓郁(并形成文化基因)的时候 , 个人的个性发挥就会受到制约 。 地理因素是培养这种文化基因的基石 。 由于北方尤其是东北和中原地区都有比较充足的耕地 , 支持了古代自耕农的生活 , 在多数时期即便不发挥个性也并不愁温饱 , 这就支撑了这种文化形态和经济形态 , 地理与文化互相吻合 。 南方则具有很大的不同 。 在古代尤其是远古时代 , 南方属于“荒蛮”之地(秦朝之后、尤其是三国之后 , 南方才逐渐得到有效的开发) , 主体文化是“越文化” , 这个“越”不仅仅只是“吴越”或“粤” , 还包含了南方所有的地域文化 , 它与大陆文化是有明显区别的 。 南方山川河流众多 , 耕地比较少 , 如果仅仅依靠土地就很难生存 , 多种经营才是生存之道 , 海洋捕捞、养蚕种茶、伐木采矿、远途贩运、制盐、耕种等 , 都是其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 。 由于经济活动的种类繁多 , 这就要求越文化必须以发挥人的个性为主 , 体现出多元性以适应不同的要求 。 此时 , 南方经济的基石就不是财政投资 , 而主要取决于人的个性的发挥 。 如此也就看到 , 虽然南北方几乎同时开始改革开放、在改开之前北方的经济基础也强于南方 , 但南方的苏南、浙江、福建、广东甚至广西、两湖、川渝等地私营经济在改开之后发展的却更块 , 也比较成型 , 这就让这些地区的经济总量在全国的占比逐渐提高 , 2017年已经达到60.9%(秦岭淮河以南为界) 。 在很长的时间内 , 年轻人也不断向南方迁徙 , 形成了典型的“雁南飞” 。 或有朋友说 , 这主要是因为深圳广东率先改革开放 , 因为机会多才导致雁南飞 , 这当然是原因之一 , 但即便率先改革开放 , 如果当地不具有外地人生活的土壤 , 没有文化的多元 , 也就很难形成这种持续的潮流 。 换句话说 , 南北方文化、地理的差异 , 形成了经济特点的差异 , 北方对投资的依赖性比较强 , 这就让国企占主导地位;南方经济以个人的发挥为基石 , 文化多元 , 这就让民营经济的发展比较快 。 可是 , 财政投资能力是受到财政收入制约的 , 看看2001年以来全国财政收入增长率(下图) , 就可看到南北方经济增长速度此消彼长的缘由 。
表中未列出的2015-2018年的财政收入增长率分别为8.4%、4.5%、7.4%、6.2% , 而2019年1-11月为3.8% 。 由2001年开始 , 财政收入一直呈现高增长 , 即便次贷危机时期的2009年增速还在两位数 , 但这种高增速到2011年开始下滑 , 到今年1-11月仅有3.8% 。 财政收入高增长时 , 财政有能力保证投资 , 南北方经济增长就可以实现齐头并进 。 当财政收入增速回落之后 , 投资活动就受到了制约 。 投资活动受到制约之后 , 主要以来投资来驱动经济增长的地区 , 其经济增长就难以持续 。 所以2012年之后 , 大家就看到了东北经济活动的低迷 , 当经济增速滑落之后以往投资活动中积累的坏账问题就很容易暴露 , 此后 , 就开始出现“投资不过山海关”的话题 。 以前说过 , 华北的经济问题与东北基本一致 , 缘于它们的经济增长模式基本是一样的 , 对财政投资的依赖性都很强 。 这已经在天津体现了出来 。 京津是华北地区的经济支柱城市 , 也是两座直辖市 。 随着投资增速的放缓 , 以往投资活动中的问题(坏账问题)就会逐渐暴露 , 所以就看到天津一些锅有大公司在不断暴露问题:渤海钢铁、天房集团、物产集团都陷入了债务漩涡中 。 天津的问题应该不仅仅是天津的问题 , 以往严重依赖财政投资的地区 , 这样的问题都会存在 , 不过是轻重的差别 。 另外说几句题外话:东北和天津部分企业债务暴雷时 , 很多金融机构蒙受了损失 , 在资料上看到一些分析师认为是“意外” 。 抱有这种说法的人就是那种典型的等着被收割的“韭菜” 。 看到上述财政收入增速的变化 , 就需要逐渐收缩风险敞口 , 当媒体上出现某地GDP虚增的新闻时 , 必须首先跑路 , 就可以避免损失 。 北方经济增长逐渐后劲不足 , 但最近几年南方经济增速相对还比较稳定 , 缘于南方对财政投资的依赖性比较低 , 就让南方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占比逐渐提高 , 重心又到了南方 。 所以 , 唐朝之后我国的经济重心转移到南方 , 是文化、地理等诸多因素所决定的 , 有时甚至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 到这 , 开始谈论本篇文章的核心话题 。 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 , 转型的策略必须尊重南北方文化的差异形成的经济模式的差异 , 只有立足于各地区文化特点的转型才更有可能成功 , 所以就绝不能搞一刀切 。 比较合理的方式是:鼓励南方民营企业的发挥 , 给他们创造宽松的市场空间 , 地方ZF尽量避免干预它们正常的经营活动 , 发挥企业和个人的主观能动性 , 以终端市场的竞争为核心 , 为海外和内地市场提供终端商品与服务;对于北方经济来说 , 重点聚焦于为南方的终端企业提供原材料供给和一系列配套服务(以终端企业为龙头 , 也由它们制定配套服务的标准) , 发挥北方工业基础、技工优势和合作精神的优势 , 如此也就可以发挥出南北方各区域的文化优势 。 最终将北方经济-南方经济-终端市场(包括对国际市场的竞争)有机地串联起来 , 不仅可以摆脱北方经济对财政投资的依赖 , 还可以实现共同发展 。 但仅有这点还不够 , 还必须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包括货币信用)体系 , 只有如此才能在南北方经济之间建立公平、公正的纽带 , 实现互利共赢和协同发展 。 或许 , 这也就可以走活、走好这盘经济转型升级的大棋! 南北方经济的协同发展 , 有点像“华为—富士康—富士康的供应商”之间的关系 , 虽然是上下游 , 但发挥了各自的文化优势之后就可以互利共赢 , 协同发展 。 朋友们过春节 , 祖国也要过春节 , 祝祖国新春快乐!这篇文章算是给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献计献策! 祝大家春节快乐 , 健康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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