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不需要那些告诉他们没有希望的经济学家非洲不需|非洲|非

文章来源：观察者网；作者：于佳 2019年就这样匆匆的过去了。打开航旅纵横的纪录：这一年飞了80次，总里程超过30万公里，踏足19个国家的38个城市。和过去10年来一样， 2019年我去过最多的地方依然是非洲大陆，包括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几内亚、贝宁、塞内加尔、尼日利亚和塞拉利昂7个国家，去的最多的机场仍然是亚的斯亚贝巴，今年无论是终点还是转机，已经13次经过这个非洲枢纽。每一次经过亚迪斯亚贝巴机场，都能感受到中国元素越来越多，不仅有中文标识、中国产品、中国旅行者喜欢的大米粥咸菜春卷馄饨，更重要的是，这里也开始销售中国以及他国投资者在当地生产的各种皮革和工业制品。

亚的斯亚贝巴机场的中文服务处埃塞俄比亚曾经连一根火柴都需要进口；这里是东非高原，没有耀眼的钻石黄金石油来吸引投资人的眼球；这里曾经被列为最不发达国家，按照世行营商指数和吸引外资指数都曾经属于最差的国家之一。然而今天，这里越来越受到各界关注，投资的人、园区建设的人、做学问的人还有取经的人…… 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中国的奇迹即将在这里被复制。过去10年来，埃塞平均增长率约为10% 。 GDP有望在7年内翻一番，世界银行预计该国在2025年将从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行列。

中企建设运营亚的斯亚贝巴轻轨虽然埃塞俄比亚的未来发展还有很多的挑战，但是它的经验已经让人们重新审视非洲。近几十年来，非洲发展中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过早去工业化进程（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 。回顾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和转型的历程，一般来说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22,000美元以上会开始“去工业化”过程，制造业在国家GDP中的比例开始从高点下降，服务业逐步成为大头。在非洲， 20世纪60年代独立以后开始发展本土工业，但人均GDP仅仅为700美元时，工业增加值的占比就达到了峰值。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非洲国家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缺乏竞争力，无法与进口产品竞争，导致本土工厂关门或者转移，就业人口流向低端的服务业。虽然早在30年前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每年的11月20日定为“非洲工业化日” ，但是自1990年以来，制造业占GDP的比例从13%降至目前的10%左右。在非洲过早去工业化的过程中，城市贫困人口却在扩大，形成了畸形的“过早城市化”（premature urbanization）的现象，每个去过非洲的人都会对街头的小商小贩和城内外的棚户区印象深刻。很多非洲国家连打火机都要进口，街头上常常看到“卖打火机的小女孩” 。借用我们在报章上常见的各种“陷阱”说法，我们也可以把“过早的去工业化”加上“过早的城市化”称为“阿佛利加陷阱”（Africa Trap）。在中国经济转型和“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总结非洲工业化的经验与教训，通过国际智库“知成一体”的项目实践，为推动非洲的工业化提出切实可行的路径。根据林毅夫教授创立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非洲国家在全国基础设施普遍不足，营商环境欠佳，国际买家对其制造业产品缺乏信心的情况下，非洲工业化必须选择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集中有限资源把经济特区/工业园区建设好，建立局部有利环境筑巢引凤，引进技术、管理，逐步建立起供应链，增加与外商的联系，使得本国企业也能参与到这些出口产业的生产环节中，达到星火燎原的作用。根据海外学者估计，在过去20年里已经有数十万中国人到非洲打拼，中国企业在非洲制造业的投资项目已由2000年的仅2例，上升到统计中的每年150余例，而真实的数据可能是这一数字的2-3倍。中国企业家实际上是正在被“推入”或“拉进”非洲：中国在全球制造业的优势面临结构性压力，人口老化导致中国制造业劳动力短缺，近年来劳动力成本也大幅上涨。中国的很多民营企业家身体力行用自己的投资，为数百万非洲人提供了第一份体面的工作，培养了新一代非洲企业家，助力非洲建立起有活力的制造业集群，从而正在改变广大非洲人的生活。

孙辕，《下一个世界工厂：中国投资如何正在改变非洲》美国的80后华裔学者孙辕（Irene Yuan Sun）出版了一本书，题为《下一个世界工厂：中国投资如何正在改变非洲》（The Next Factory of the World: How Chinese Investment Is Reshaping Africa），以中国民营企业家在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莱索托、肯尼亚四个国家的投资为样本，描绘了中国在非洲投资的现状与远景。这本书的一开始讲述了一位来自温州的投资人孙坚（译音）的故事。在20世纪70年代，小学毕业后的孙坚就开始辍学打工。 1978年温州成为中国第一个可以开办私营企业的城市，孙坚开办了自己的皮革制造厂。到2008年前后，国内生产成本以惊人的速度上涨，孙坚隐约意识到工厂必须搬出中国了。于是孙坚动身到尼日利亚考察了5天，在那里他看到了贫穷，也看到了商机。回国后马上给在海关工作的朋友打电话，询问中国出口尼日利亚的货物中，最重、价格最贵且数量巨大的货品是什么？朋友的答案是“陶瓷” 。说干就干，孙坚决定在尼日利亚投资4000万美元，雇用了1100名左右的工人建起一家瓷砖厂。当时在这个行业尼日利亚需求旺盛且缺少竞争，所以孙坚工厂的利润率能达7% ，而在中国只有5%——对于投资者来说，由于制造业的利润都很薄，能增加2个百分点是本质区别。作者这样记录了与孙坚一起在位于尼日利亚西南部大型陶瓷工厂办公室喝茶聊天时说的一段话：（茶过数巡，孙坚的话开始变得很有哲理）：“如果把发展比作火车的话，哪里是第一站，之后需要经过哪些车站，我们中国人确切地知道路径。所以非洲国家可以向中国借鉴！” 同时，中国的投资者也要尊重非洲习俗，特别是要注重文化差异。记得以前我在企业里面工作去非洲国家做项目的时候，企业会把政治风险、环境风险、市场风险等等列出一个很详细的风险清单，然后由所有了解这个项目的同事参与打分，包括上层、中层的领导，还有基层的员工。结果最后统计出来的最大的风险竟然是文化和语言交流风险。我在工作实践中确实意识到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风险。我当时正好是负责政府关系，还有当地公共关系、商务等等。我们不仅要培训我们的外籍员工，教他们学中文；同时我们也要培训我们中国自己的员工，教他们法语、英语，也学几句当地的土语，更多了解当地文化。比如当地每年几个月会有密集的结婚，我们就会鼓励我们的中国员工走出去，参加当地员工的婚礼；或者是谁家生宝宝啦，一起去帮他们去庆祝。这样的沟通见效非常的快，就一两个月的功夫我们的中国员工甚至可以在这个工地上唱当地的歌曲、跳当地的跳舞。我们每个月会把所有的双方员工，在这个月过生日的员工一起来给他们庆祝生日，主动去创造一些互相交流的平台，大大增加了彼此的了解。再加上我们的投资企业在相关的社区做很多解决民生的实事，比如社区医疗、供水、照明、垃圾处理等等，也为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投资降低了社会舆论风险。回顾起来，中国40年来的发展走过了发达国家100多年的历程，很多疑难杂症都经历过，很多解决方案都不能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经验更适合发展中国家学习。我在埃塞俄比亚时听到埃塞俄比亚总理高级顾问阿尔卡贝博士说，非洲不需要那些告诉我们非洲没有希望的经济学家，非洲需要林毅夫教授这样的乐观进取，愿意一同找到发展出路的经济学家。新结构经济学是基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发展经验而形成的理论，为非洲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崭新的发展思路和摆脱贫困的信心。今年，在很多场合和发言中，我都会展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2019年世界经济发展的预测，连很多在场的非洲朋友都觉得不可思议：全球10个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中有6个在非洲！特别是高居榜首的加纳、埃塞俄比亚更是亮眼，以及科特迪瓦（第4位）、吉布提（第5位）、塞内加尔（第8位）和坦桑尼亚（第9位）。仅仅在30年前，加纳还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时至今日，这个西非国家华丽转身，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加纳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8.3％，是整个新兴经济体增速的两倍，并且远超世界增长的平均水平。